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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借款合同因未约定履行期限，义务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对其余债务履行期限，权利人未提出请求，义务人也未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形较为常见。针对此种情形的处理，法律尚无具体的规定，因而对相关法律如何适用存在分歧。


【案情】


李某2006年3月31日从赵某处借款500万元，未约定还款期限。2006年4月6日，李某主动归还赵某200万元，之后李某未再主动还款，赵某也未催促李某还款，双方亦未就还款事宜达成其他协议。赵某2010年12月29日起诉请求李某归还剩余借款300万元。李某以赵某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提出抗辩。


【分歧】


对于赵某2010年12月29日起诉请求李某归还剩余借款300万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司法实务中形成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向赵某借款500万元有借条为据，2006年4月6日李某归还赵某200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李某归还赵某200万元，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自2006年4月6日李某归还赵某200万元起，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赵某在2010年12月29日起诉，已超过两年，因此赵某的诉请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应予以支持。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从借据看，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除200万元时效已因履行而消灭外，余300万元仍然遵循上述规定，李某除非有证据证明在时效期间赵某对其300万元债权规定了还款期限或李某已向赵某明确表示不履行剩余债务，否则，李某主张该剩余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诉讼时效制度的主要功能及价值衡量


诉讼时效制度，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又或者是指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的期间持续到法定期间，其公力救济权即归于消灭的制度。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即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在该期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以国家强制力保护其债权。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又无证据证明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法定事由，权利人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国家强制力保护其债权的权利。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公平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法理认为，所有人均是自身权利的最佳判断者与照料者，如权利人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可认为他有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法律可不予其强制性的保护。因此，诉讼时效制度具有督促权利主体积极行使权利的意图，也有对漠视权利的权利主体进行制裁的意图。但诉讼时效制度绝不是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及规避责任的工具，其功能和法律价值主要在于维护经济秩序，防止权利睡眠与证据遗失。民事法律以公平为首要价值目标，推进诚实信用、促进社会和谐，诉讼时效制度在个案中的适用，应充分体现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其平衡点即是公平的价值目标和诚实信用原则。在无法律明确规定或法律规定较为模糊，或者可作有利于与不利于债权人两种理解时，应偏重从有利于债权人角度理解，法官也应作出有利于权利人的裁判，以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其结果并不违背公平的价值目标和诚实信用这一基本原则。


2.诉讼时效的起算


在诉讼时效制度中，时效的起算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且争议较大的问题，时效期间起算标准不同，对当事人实体及诉讼利益均将产生严重影响。从世界各国民法来看，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自请求权产生之时开始起算诉讼时效。《德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时效自请求权产生之日起开始计算，以不作为为目的的请求权，时效自发生违反行为之时开始计算。”二是从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时开始起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行为时起算。”《泰国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九条规定：“时效，自权利可以行使时进行。”三是对同一请求权适用两种诉讼时效，首先采用主观标准，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请求权产生之时开始计算，但期间较短，一般为两年，以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同时采用客观标准，以请求权的发生为起算点，并规定较长期间以维护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并保护义务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可见，我国民法就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原则上以权利被侵害时为准，即“侵害论”。对于约定了履行期限的债权，期限届满而债务人未履行债务即可看做是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侵害。而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之债，如何确定权利被侵害之时，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规定了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即“宽限期”。因此，多认为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之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确定为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履行要求并经展期后的次日，或应以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遭拒绝时为标准。


3.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的中断，一般是指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了一定的法定事由，推翻了诉讼时效存在的基础，使已经过的实效期间归于无效的法律制度。应当注意的是，诉讼时效的中断发生于诉讼时效进行之中，如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计算或者已经届满，则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本案中，李某已部分履行债务，赵某在李某部分履行债务超过两年后，提起诉讼请求李某履行剩余债务，仅从以上规定的字面含义理解，似乎自李某部分履行债务后诉讼时效即已中断并重新起算，至赵某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但需要明确的是，以上规定均系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而如前所述，诉讼时效中断的前提在于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计算。本案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在此前提下，义务人主动履行了部分债务，对于未履行的部分债务，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起算还有待商榷。由于我国民法对诉讼时效期限起算采“侵害论”，因此，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以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为标准。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根据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义务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未确定其余债务履行期限的，则已履行的部分债务因履行行为而消灭，无时效问题。而对于未履行部分的债务，如权利人提出要求并给予宽限期的，则应在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如义务人明确拒绝履行的，则应从义务人拒绝之日起算。权利人未提出请求，义务人也未作出意思表示的，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并未明确规定。根据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务的原则，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也只是规定了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并给予一定的宽限期的前提下，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同时，对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形，明确了“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起算点”的确定，可以认为，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前提下，债务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对其余债务，无论债权人是否提出履行要求，只要“债务人未明确拒绝履行义务”，诉讼时效期间就不应起算。司法实务中，应当认定当事人对剩余债务未约定履行期限，仍应适用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其法理在于：其一，根据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特点及原则，只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已开始起算的情形下，才会发生是否中断或届满的问题；若诉讼时效尚未起算，则不发生中断。其二，双方订立的合同系无履行期限的合同，只要不存在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诉讼时效期间就没有起算。而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明确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系指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后发生的中断情形，二者前提不同。其三，基于我国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采“侵害论”，并且，在债权人未要求债务人履行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的情况下，如债务人履行了部分债务，即开始起算剩余债权诉讼时效，对债权人似乎过于苛严，债务人主动履行部分债务显然不构成对债权人权利的侵害，也不能就此得出债权人漠视其自身权利，放弃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的结论。


综上，对于本案未履行的300万元债权，李某既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其履行200万元债务后，赵某提出了履行剩余债务的要求并给予了宽限期，也无证据证明其已明确表明不履行剩余债务。因此，李某主张赵某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法律依据。


谈民事调解的策略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隋美玲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如何高效而公平地审理民商事案件,成为人民法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地人民法院的重视。大法官肖扬指出，法官要增加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而诉讼调解能力就是其中应有之义，即使在美国也有30%的案件是通过非判决方式结案的。同时，调解也符合中国人的“息讼”心理，当事人双方不伤和气，并且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产生不公正的猜疑。因此，做好调解工作，总结调解经验，是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就民事诉讼调解策略发表以下观点。
一、收集信息，熟悉案情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要想调解成功，在调解之前，必先收集有关信息，了解纠纷的性质、起因和经过，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个性，找准当事人的认识误区和问题症结。这个过程是调解的基础环节，如果盲目介入，不但不容易搞好调解工作，反而会因对整个过程和当事人的情况缺乏了解，使调解工作陷入被动，甚至恶化。
二、把握局势，控制场面
很多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听不进劝说。心理学研究证明，冲动性情绪直接导致意识范围狭窄甚至理性丧失，极易做出违纪违法的行为。若遇上此种情况，调解人员首先应当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促使其回归理性。平息情绪的方法有：
一是察颜观色，进退结合。面对当事人的冲动性言语和行为，调解人员应保持冷静的态度用平静、低沉而有力的语言与当事人交谈。在一方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要设法使另一主保持克制，而不是互相激怒。
二是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倾听当事人的心声，让其倾吐心中的压抑、不满和愤怒。也可以在调解人员主持下，让被侵权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倾诉和宣泄，使其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在宣泄过程中，如能引起侵权方当事人的内疚和后悔心理，从而当场向对方道歉，那么调解的成功便一步之遥。但需注意把握宣泄的程度，不可把宣泄搞成无止无休的控诉，防止失去控制。
三是分而处之，各个击破。由于发生矛盾冲突而处于不理智状态的当事人，极易脱离主题而相互攻击、谩骂，这种不良刺激相互反馈、恶性循环的结果，容易导致矛盾加深、战火升级。当务之急是把双方当事人隔开，互相避开对方恶言恶语的刺激和攻击，如让其各自回家，或分开在不同的场合，待双方恢复理智后，再进一步做调解工作。
四是大棒+萝卜。对于无理取闹的当事人，可以有两种震慑方式：一是严肃指出无理取闹的后果，让其明白并不是谁闹的凶谁就有理，闹过了头还物极必反，不会有好的结果；二是明确指出恶言恶语相向的违法性，对他人的人身攻击要承担法律责任，用法律的威严震慑不冷静的当事人等等。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要时刻把解决当事人的纷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对当事人要亲切地接待、真诚地理解、妥善地安置，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这种真诚的情感会营造一个温和、默契的调解氛围，这种无私敬业的精神也会赢得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尊敬，从而有利于调解工作顺利进行。
三、更新观念，讲求策略
一是做合格的“法律的嘴巴”。司法调解与当事人自发的民间调解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司法调解人员能够自觉地运用法律规定进行调解，对当事人晓以法理，提醒和教育当事人只有用法律手段，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解决纠纷，保护自身利益，其他任何过激的行为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弄巧成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调解人员自己必须熟知法律，在所调解纠纷的法律适用上表现出娴熟的知识和技巧。“人有情，法无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坚持依法调解，才能促进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信任并达成比较满意的调解方案。
二是使当事人双方相互沟通。调解人员应使当事人换位思考，促进当事人彼此了解，角色换位是指在转变当事人认识的时候，让当事人想像自己处于对方角色的情况，站在对方的立场、角度认识问题、体验情感。鉴于彼此之间的利益纠葛，当事人在情绪激动、不够理智的情况下，其认知范围受到限制，思路狭窄，被侵权方当事人往往提出不合实际的补偿要求，而侵权一方则千方百计减少或推卸自己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开始答应给对方一定的补偿，但时间一长，就想逃避补偿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则干脆不承认是自己的过错而反诉对方的种种失误，伤害了对方的感情和自尊。如果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则需要让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都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使思维跳出只看到自己利益的小圈子，才真正有利于彼此理解，并达到和解的目的。
三是细致分析，帮助当事人理清思路。调解当中，如何能让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还需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当事人理清纠纷发生的来龙去脉,明了自身的言行举止有哪些不当的地方,对对方的侵权行为,应怎样求助法律,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能采取任何不理智的行为。调解人员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讲解常常带来良好的效果，能够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执。调解人员的细致分析并不等于面面俱到，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繁难的民事纠纷，善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事人分析。
四是公正执法，让当事人满意。不偏不倚、公平行事，自始至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进行调解，是调解人员应牢记的调解原则。现实生活中，司法活动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人际关系的影响、亲戚朋友的面子、个别领导的招呼等因素，不仅影响调解工作的进行，还能考验调解人员是否出于公心。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当当事人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会伤害到其自尊，也最易激起对执法者的怨恨。不公乃执法大敌，亦是调解之大敌，一旦被当事人察觉，则必然导致失败。但调解人员也是有情感的人，在调解纠纷过程中，除外来因素的影响，还不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个人修养、容貌服饰等因素而产生对当事人的好恶情感，尤其应警惕的是影响法律公平的情感，否则对调解是极为有害的。调解人员应当坚持调解的客观公正性，立场居中，不偏不倚，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坚决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