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市中介机构管理办法
辽宁省铁岭市人民政府
铁岭市人民政府令
第 78 号
《铁岭市中介机构管理办法》业经2011年5月20日铁岭市第六届人民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本办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代 市 长
二○一一年六月一日
铁岭市中介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介机构管理，规范中介机构执业行为，维护中介服务市场秩序，保障中介机构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营造诚信、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中介活动的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介机构，是指依法登记设立，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按照一定的业务规则或程序为委托人提供有偿服务并应承担相应责任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一）独立审计机构；
（二）资产、土地、矿产资源、安全、房地产、建设项目环境、森林资源资产等评估机构；
（三）检测、检验、认证咨询、监理、拍卖机构；
（四）信息、信用、技术、工程、市场（商品）调查等咨询机构；
（五）职业、人才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六）证照、广告、商标、专利、税务、房地产、招投标、因私出入境等代理机构；
（七）保险、证券、担保等金融中介机构；
（八）各类经纪机构；
（九）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他组织。
第四条 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建立规范发展中介机构的协调管理机制。
市、县人民政府的发展改革部门是中介机构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负责研究制定促进和规范中介机构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中介机构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中介机构的管理应当按照行政管理部门监管、行业协会自律、中介机构自身规范的原则进行。
第六条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依法对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中介执业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一）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企业化经营的中介机构的登记管理，并对商标代理机构、企业登记代理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二）财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政府采购中介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三）国有资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资产评估中介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四）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中介服务收费实施监管，并对价格认证中介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五）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房产评估、物业、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咨询、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土地评估机构、经营性测绘组织的监督和管理。
（七）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律师、司法鉴定和基层法律服务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八）民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行业协会的登记和监督管理，并对社区、婚姻等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九）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 税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税务代理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一）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交通、外运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二）公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出入境中介、网络和保安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三）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检验检测机构及认证咨询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四）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专利代理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五）经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拍卖和国内贸易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六）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对外服务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七）文化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文化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八）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旅游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十九）金融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信用担保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二十）其他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监管范围内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二十一）工商联负责经济类同业公会（商会）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凡条件成熟的行业应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依法成立市级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商会）。行业协会实行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制。行业协会由会员民主推选理事并选举产生领导机构。行业协会可依有关规定向会员收取一定的会费，作为协会开展工作和诚信评选活动开支费用。会员费收取及使用必须合法、依规、透明。
第八条 相关部门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和查处制度，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中介机构违法的，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第九条 市级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与相关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并建立中介机构监管信息收集的报送制度，及时收集本系统（含县〔市〕、区、管委会）中介机构的监管信息，建立中介机构诚信档案，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相关信息。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会同其他行业行政管理部门每年组织行业协会开展“诚信中介机构”评选活动（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并将评选结果在媒体上公布。获得“诚信中介机构”称号的，在中介机构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和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记入良好行为记录，并且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具体扶持规定，由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章 从业管理
第十条 实行中介机构设立登记制度。设立营利性中介机构应当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设立非营利性行业协会应当向所在地民政部门申请设立登记。中介机构在本市固定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未办理登记的，不得从事中介活动。擅自开展中介活动的，由有关国家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中介机构设立登记后应当依法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第十一条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中介机构应当取得相应资质（资格）的，中介机构应当在核定的资质（资格）业务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依法应当取得相应资质（资格）的中介机构在本市执业的，按规定向本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资格）备案手续，其执业活动应当与其资质（资格）相适应，并依法接受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未实行资质（资格）管理的中介机构在本市执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应当书面通知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及中介机构，要求中介机构按规定到本市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执业备案手续，并依法接受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 非在本市登记设立的中介机构在本市执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按规定在分支机构所在地办理手续或报备手续方可执业，并自愿加入行业协会，遵循行业协会章程及其他自律规定。
第十三条 中介机构依法独立执业，并对执业质量负法律责任。中介机构依法从事中介活动，其行为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利用本部门控制的行政权力等垄断性资源违规设立排他性条件，破坏中介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依法设立的各中介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当同等对待。
第十四条 中介机构可以实行有偿服务。中介服务项目属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应当取得价格主管部门的收费审批手续后方可收费。
行政机关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应当按规定支付服务费，不得强迫中介机构提供无偿服务。
第十五条 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中介机构为其提供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法律、法规规定某项中介业务由特定中介机构提供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企业化经营的中介机构应当在其营业场所明示工商营业执照、机构及执业人员的资质（资格）证书、执业守则、执业纪律、办事程序、执业人员的姓名、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等内容。
第十七条 除即时办结的中介业务外，中介机构提供中介服务，应当以中介机构名义与委托人依法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中介执业人员应当在中介机构执业，不得以个人名义对外执业。中介执业人员不得同时在法律法规规章禁止同业兼职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中介机构执业。
第十八条 中介机构应当做好执业记录，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和期限，妥善保存执业记录、原始凭证、账簿和中介合同。执业记录应当记载下列内容：
（一）委托事项、委托人的具体要求；
（二）收取的费用及支付方式；
（三）履行合同应当遵守的业务规范的有关要求；
（四）委托事项履行情况，包括委托事项的接受、完成过程、终结手续的办理等。
第十九条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遵守业务规则的同时，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提供的信息、资料及出具的书面文件应当真实、合法；
（二）应当及时、真实完整地告知委托人需要知道的信息；
（三）对执业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事项予以保密；
（四）妥善保管委托人交付的样品、定金、预付款、有关凭证等财物及资料；
（五）如期完成委托合同及业务规范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经依法登记擅自开展中介活动或超出核准范围从事中介服务；
（二）对委托人隐瞒与委托人有关的重要事项；
（三）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
（四）提供或者代替他人提供虚假资料；
（五）违反规定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向委托人收取服务费或其他费用不开具发票；索取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或利用执业便利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六）伪造、涂改交易文件和凭证；
（七）提供的信息、资料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及公共利益；
（八）提供虚假信息、资料，出具虚假验资报告、评估报告、证明文件及其他文件；
（九）采取欺诈、胁迫、贿赂、围标、恶意串通等不正当手段损害当事人利益承揽业务；
（十）发布虚假信息，引诱他人签定合同，骗取中介费；
（十一）对服务或商品虚假宣传；
（十二）以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规范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信用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依法、依规开展中介机构信用信息采集上报和管理工作，推进中介机构信用管理体系建设。
第二十二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在执业中有下列情形的，由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中介机构信用信息管理部门记入良好行为记录：
（一）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或者著名商标的；
（二）通过国家认可的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的；
（三）在市级以上（含市级，下同）诚信等级评定中被确定为优良的；
（四）被市级以上行政机关评优表彰的；
（五）被市级以上行政机关通报表扬的；
（六）被省级以上（含省级）行业协会评优表彰的；
（七）应当记入良好行为记录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违法执业及存在其他执业不诚信行为且受到下列处理的，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信用信息管理部门记入不良记录：
（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四）在执业检查中被书面责令整改的；
（五）被市级以上行政部门公开通报批评的。
第二十四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在两年内两次以上被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或者一次不良行为后果较重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中介机构信用信息管理部门应当将其记入向社会公布的警示名单，公布期限不超过两年。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有前款规定的应当被记入警示名单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其记入重点警示名单。
第二十五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被记入不良行为记录、警示名单或者重点警示名单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事先书面告知当事人，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合理的意见应当采纳。
第二十六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被记入良好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警示名单或者重点警示名单的，应当在确定相应记录之日起一个月内以公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布。
前款规定的信用信息发生变更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中介机构信用信息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被记入不良行为记录、警示名单或者重点警示名单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综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监督管理。
对被记入不良行为记录、警示名单和重点警示名单的，当年不得被推荐参与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评定、评优表彰、诚信等级评优等活动。
第二十八条 对被记入警示名单或重点警示名单的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其他获得财政投融资项目，不得委托其从事中介业务。
行政机关、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其他获得财政融资项目在委托中介业务时，应当做好中介机构信用信息的查询工作。
第二十九条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建立中介组织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并指导、组织实施。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综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有违法行为，依法应当予以吊销资质（资格）的，应当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罚或向有关部门提出相应的处罚建议，并协助做好相关证照的监管工作。
第三十二条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加强对行业协会履行行业管理职责的指导和监督。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本办法的中介机构备案、中介执业人员培训、中介组织信用等级评价等事项委托相关行业协会办理。
第三十三条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与所属中介机构在工作、组织、经济、场所四个方面实现彻底脱钩，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在中介机构兼职。
第三十四条 行业协会应当协助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本行业中介服务业的发展政策和管理措施，加强对本行业中介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制定和推行本行业中介合同示范文本，建立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做好自律监督。
第三十五条 行业协会应当掌握本行业中介组织及执业人员的执业动态和执业情况，对诚实守信、依法经营表现突出的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可以进行评优表彰。
第三十六条 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对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施监管，不得妨碍其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监管对象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三十七条 监察机关按照职责和权限，对行政管理部门履行监管职责以及行政机关、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遵守和执行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投资审批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其他获得财政投融资项目遵守和执行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并限制或者禁止对其实施财政投融资项目。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违法经营，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给委托人或他人利益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规定，法律、法规中设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处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
第四十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法律、法规中设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处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
第四十一条 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对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二条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监察机关或其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追究或者责令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办理登记或者备案手续，或者将办理备案手续变相为行政许可的；
（二）依法应当记入信用不良记录而未记入，或者依法不应当记入信用不良记录而予以记入的；
（三）依法应当将被记入的信用不良记录向社会公开而未向社会公开，或者不按规定程序和时限向社会公开的；
（四）依法应当对违法执业行为及其投诉举报事项进行查处而未予查处的；
（五）依法应当实施行政处罚而未处罚或者违反处罚规定和程序处罚的；
（六）要求当事人接受指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或者借用职权谋取部门或者个人利益的；
（七）违法要求中介组织提供无偿服务或者未按规定标准付费的；
（八）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三条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与上级规定不一致的，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人民监督员制度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比较与思考
钟黎明
正在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和正在实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法制效果，赢得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认同。事实证明，这两种制度都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由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时间较长，制度相对较为成熟，比较和借鉴根植于本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疑将有助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两种制度的比较
（一）相同点。
两种制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意义相同。两种制度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宪法权利的直接体现。都是通过让非法律职业的普通公民参与到国家的司法活动中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具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质，更具司法民主的本质属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感不断加深。二是参与主体相同。参与这两种制度的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都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普通公民，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二者都能够把社会公众的认知角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带到司法工作中，与从事审判、检察专业的法官、检察官形成思维互补，从而让司法机关更好地体现出司法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使办案效果做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三是作用相同。两种制度都能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行，使我国的司法工作直接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提高了司法的公开、透明程度和社会公信力，提高了司法机关的权威性。
（二）区别点。
两种制度相同点虽多，但也有各自的特点，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参与主体行使的权利性质不同。人民陪审员执行职务时，行使的是审判权，属国家权力；而人民监督员行使的是监督权，属公民民主权利。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人民陪审员通过参与审判，“同审判员享有同等权利”（《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直接分享了法院的审判权。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案件审理，享有参与调查、调解、询问、查阅卷宗的权利，同时还有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是一种实质性的参与。人民监督员参与对检察机关的案件监督，则是直接行使宪法二十七条规定的“人民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也可以说是一种审查权，是来自检察机关外部的一种社会监督,是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一个监督环节，属程序性监督，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并未分享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那种认为“人民监督员利用监督权力，分享了检察权，由人民监督员参与自侦案件的办理过程”的观点，就是混淆了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
人民陪审员虽然也有监督法官公正审判的权利，但这种监督依附在其行使的审判权之中，其监督性质是通过分享审判权来制约法官的权力滥用，不能脱离审判权而单独存在。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发表的意见，包括不同意审判长的意见，都是对案件判决的实质性意见，不能说成是监督意见。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一种独立于检察权以外的监督权。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2、履职身份不同。人民陪审员一旦成为审判组织——合议庭的成员时，其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社会普通公民的一员。而是享有审判员同等权利，不穿法袍的——临时法官。人民陪审员从法院外部的一员转化成了法院（合议庭）内部的一员，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形成了相融关系，二者组成合议庭共同行使审判权。人民监督员履职时，身份不会发生变化，始终维持自身的独立性，仍然是以社会普通公民的身份从事监督活动，行使监督权。人民监督员不参与办案，不能成为检察官，临时的也不行。所以人民监督员身份与检察官是不相融关系，始终是外部监督属性。
3、权利的效力不同。人民陪审员行使的审判权具有终结性。人民陪审员的行权，可以决定案件的最终走向，而人民监督员行使的监督权不具有终结性，只能通过程序性监督来影响（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案件的走向。
4、行权范围大小不同。人民陪审员对法院所有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案件，除简易程序外均可介入。人民监督员只能对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十三、十四条按规定的“三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和“五种情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纪违法情况的）进行监督。对检察机关办理的其它案件不能介入。
5、介入机制不同。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都可以实行随机抽签决定参与案件审理或案件监督。但人民陪审员可参与审判案件较多，除当事人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外，哪些案件必须要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没有明文规定，缺少强制性，完全由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就是当事人申请陪审的案件也须经人民法院的批准。要不要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随意性较大。而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三类”案件有明文规定，带有强制性，相对比较规范。检察机关要不要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随意性较小。
6、制度实施的成本大小不同。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的案件范围较大，都是需组成合议庭的案件，大部分具有重大、疑难、复杂特点的案件。平均一个案子要开2—3次庭以上才能结案，人民陪审员参与个案的履职周期较长。因此，需要的人民陪审员数量较大，从整体上看，实行这项制度的成本相对大些。相比之下，人民监督员个案的履职周期相对较短，只要检察机关交由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材料充分，半天时间可以监督1—3个案件。需要人民监督员数量不大，加上监督范围有限，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成本相对要低得多。
7、产生的依据和方式不同。人民陪审员是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相关规定，由公民所在单位或户籍地基层组织推荐或公民本人自荐，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后，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人民监督员是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推荐（没有个人自荐），征得本人同意，由检查机关考察后聘任产生。除极少数地方试行（如四川的广安市、邻水县等）由人大常委会确认外，绝大多数仍是由检察机关聘任，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公信力、人民监督员行权效能因此遭到质疑，这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一个“硬伤”。
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相比较，各自均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因此应扬长避短，相互借鉴、逐步完善和发展。
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思考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必须始终围绕“社会监督”这个属性来定位思考，不能照抄照搬。鉴于篇幅关系，本文只对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人员选任、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监督范围、方式问题。
目前有扩大和缩小监督范围的两种意见。两种观点虽各有千秋，但都缺乏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笔者认为，完善监督范围的重点，应放在现行的“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上来，不宜盲目扩大或缩小。
1、人民监督员不应具有调查权。可能是受人民陪审员享有调查权的影响，有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在人民监督员调查证据时，让被告人所在单位有关人员出来讲述有关情况，但他必须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赋予人民监督员，享有对案件不清楚的事实开展调查的权利。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调查权是检察权中的一项实质性权利，人民监督员如有了调查权，就介入分享了检察权，也就是参与了办案。其程序监督就变成了实体性监督，监督也就成了联合办案。人民监督员调查取证的材料，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其合法性、正当性、证据效力必然受到质疑。如果人民监督员调查的情况或材料，与检察机关调查的证据材料相矛盾时，将会出现由谁来决定取舍，是检委会还是人民法院，是否让其进入诉讼程序等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人民监督员履行职务时，对不清楚的事实，只能要求检察机关重新调查或补充材料，而不应该亲自去调查！人民监督员不能像人民陪审员那样具有调查权。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三）项规定，人民监督员“必要时可以旁听案件承办人询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这部分内容应作相应修改或取消。因为上述规定给人产生错觉，好像赋予了人民监督员调查权。
2、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不应取消。有种观点认为应缩小监督范围，取消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对“三类案件”的监督都是为了防止检察机关权力滥用，解决“监督机关由谁监督的问题”，但侧重点不同。对拟撤销案件和拟不起诉案件的监督，主要是站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角度，防止把不该放的人放掉，使应该受到刑法追究的犯罪嫌疑人不能逃避刑事责任，从而减少让整个社会来承受这种滥用权力的后果和成本。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则是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防止不该逮捕的人或不宜采取逮捕措施的人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这样，从打击和保护两个方面都进行监督，体现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整性，缺一不可。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情况来看，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比人们预想的要少得多，主要原因是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高。但办案质量高就不等于可以不要监督。所以，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只能完善不能取消。
完善人民监督员对不服逮捕决定案件的监督，应先由不服决定的当事人选择由其委托的代理人或律师，直接向人民监督员陈述相应的事实和理由，或由检察官代为提出，或由自己书面提出；然后再由检察机关向人民监督员提供逮捕的有关事实依据和材料；最后由人民监督员独立评议。采取这种方式完善监督，比一律由检察机关代当事人提出不服逮捕意见的做法，在程序上要客观公正得多。因为不服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理由怀疑检察机关，不能完整地把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理由向人民监督员提出来，不能起到救济的作用。这与拟不诉案件，拟撤案的案件不同，这两类案件总体上来讲，是从有利于当事人的结果提出来的，因此当事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检察机关的意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另外，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是否会造成对不是检察机关侦办的逮捕案件的当事人不公平的问题，笔者认为不会。因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起逮捕的案件的审查，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制约公安机关行权的机制。让检察机关而不是让侦查办案的公安机关作出逮捕决定，对当事人而言就是一种程序救济措施。检察机关自己办的案件没有其它机关的审查监督，所以增加了一道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程序，不存在对另一部分人不公的问题。
3、对五种情形监督的完善问题。人民监督制度试点过程中，对“五种情形”的监督并不多。究其原因：一是“五种情形”的监督属“事后监督”，实际上是对已出现的问题进行补救或处理过程的监督，缺少监督的预防作用，检察机关主动接受“五种情形”监督的积极性不如接受“三类案件”监督那样高。二是“五种情形”的监督可替代性较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民、当事人等可以通过建议、意见、议案、申诉、检举、控告等方式来行使监督，没有必要再通过人民监督员来行使监督，人民监督员独特作用不明显，所以人民监督员主动监督“五种情形”的积极性也不高。三是监督的机制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人民监督员来自检察机关外部，均有各自不同的岗位和职业，又不像人民陪审员那样可参与办案，平时很难发现“五种情形”的问题。加之检察机关平时发现了问题也自行纠正和处理了。是否交人民监督员监督，随意性较大。建议制定相关配套制度，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完善。第一，规定必须监督的“情形”，增加强制性，减少随意性。把不予立案、是否给予刑事赔偿，当事人申诉不应立案的情形规定为必须交由人民监督员监督。第二，检察机关自行纠正“五种情形”时，可专门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后再作处理决定，并向人民监督员通报最终处理结果。第三，规定每年至少组织人民监督员参加1—2次专项执法检查。通过以上措施来完善对“五种情形”的监督，保证监督实效，减少监督资源的浪费。
（二）人民监督员选任、培训问题。
1、选任问题。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程序，应摒弃检察机关自己聘任的现行做法。可以借鉴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方式，采取社会推荐和自荐相结合办法，由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审查把关，检察长提名，人大常委会任命，以提高人民监督员的权威信和社会公信力，使人民监督员真正体现出“外部”监督、社会监督的属性。在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立法程序，明确由人大常委会任命人民监督员以前，可试行由地方人大常委会确认的办法，来产生人民监督员。这样操作，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规定。①、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起到了保证检察机关遵守和执行《宪法》（第二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明显作用。地方人大常委会确认人民监督员，正是依法行使该项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表现。②、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推行，是该行政区域内的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并积极参与的重要活动，属于重大事项。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对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作出相应的包括确认人民监督员的决定。③、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种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主要是“事中监督”，弥补了人大常委会监督的不足。就监督检察机关而言，二者具有一致性。因此，地方人大常委会确认人民监督员与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并不冲突。
2、培训问题。人民监督员培训可以借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做法，由检察机关或与司法行政机关单独或共同培训为宜。有的地方试行由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培训人民监督员，这种做法不是很恰当。人大常委会是确认（任命）机关，人民监督员并不是人大常委会的派出人员，人大常委会不宜担任培训任务。培训内容应当以掌握了解检察机关的办案程序和一些基础性法律常识，提高人民监督员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即可。不宜通过专业法律培训来改变和提高其社会普通公民的身份和素质。因为监督案件时，所涉及法律和资料，由检察机关提供就能保证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权，不必在提高人民监督员法律专业素质上下功夫。
3、选任人民监督员到底是“精英化”还是“平民化”问题。二者各有所长。所谓“精英化”，是人民监督员由具有较高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有利于从法律上来评议案件，更能保证或提高案件质量。“精英”在法律知识方面属内行，容易发现案件存在的问题，与检察官有更多的法律方面的共同语言，监督的法律效果更好。所谓“平民化”是指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普通民众来担任人民监督员。他们对案件的监督更多的是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评议案件，法律上有时可能会开“黄腔”，但是他们带来的民众观念能与检察官形成互补，办出更好的符合社会广泛认同的案件来。笔者认为，其实精英也好平民也罢，他们都是社会的不同阶层，人民监督员中都应有他们的位置，才能体现广泛的社会代表性。那种单纯的“精英化”或“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排除社会中另一部分人的监督参与权，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如果单纯的“精英化”，那人民监督员就沦为了检察机关的一个案件质量监督机构，脱离了民众基础。如果一味强求“平民化”，也不能体现出广泛性，与创立本制度的目的不合。因此，应以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作为选任人民监督员的重点，让方方面面的代表都能参加到人民监督员这个队伍中来，更好体现出监督的社会性。当然一些具有特定、法定身份，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的人员除外。
（三）人员管理问题。
怎样对人民监督员进行管理，各地做法不尽一致，很多地方借鉴人民法院管理人民陪审员的做法，采取人民监督员由检察机关集中统一管理方式，也有的试行由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笔者认为不宜对人民监督员采取集中统一管理的模式。理由是：
1、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外部监督，不能像人民陪审员那样集中统一管理。因为人民陪审员是参与实质性审判权，具有终结性，有可能出现错案而受到责任追究的履职风险。所以人民法院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培训、考核、奖惩、错案追究等配套制度来减少或避免其履职风险的发生。由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不具备终结性，案件的最后把关权（决定权）在检委会手中。因此，错案责任几乎不可能追究到人民监督员身上，人民监督员的履职风险比人民陪审员要小得多。所以不必采取集中统一管理的模式。
2、集中统一管理，有提高人民监督员履职率的好处，但也有弊端。集中统一管理容易使人民监督员组织化，产生新的“组织”利益，从而使其代表方方面面意见的本意荡然无存。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应搞集中统一管理。
3、从管理的主体来看，检察机关肯定不适宜，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委员会也不宜成为人民监督员管理机关。人大常委会是确认（任命）人民监督员的机关，又是其集中统一管理的机关，那么人民监督员很容易地成为代表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监督了。人民监督员的社会监督属性决定了人民监督员不宜有管理机构来对其实施统一集中管理。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宜适用“松散式”的管理方式，即制定有关人民监督员履职办法，以人民监督员会议方式，进行自我管理。除培训学习外，平时不搞集中统一活动。每年只召开一两次人民监督员全体会议，邀请检察机关、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司法行政机关、社区（基层组织）代表派员参加。由人民监督员自己汇报履职情况，以票决方式决定不适合继续担任人民监督员职务人员的去留，并报检察机关按程序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免。检察机关设立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是人民监督员履职的协调、服务机构，而不是管理机构。通过这种“松散式”的管理来保证人民监督员社会监督性质的完整性。
总之，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都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目前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更为迫切，应当使其尽快进入立法程序予以规范。
2006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