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承租人享有房屋的使用权和优先购买权两项权能，房屋优先购买权是房屋承租人对出租人房屋处分权的限制，房屋出租人对承租人在出售房屋时具有两项法律义务：一是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二是在同等条件下，出租人应当将该房屋出售给承租人。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关于同等条件的规定比较原则，没有阐明同等条件的具体标准，造成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紊乱，因此对于同等条件的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是公正审理好该类型房屋买卖案件的关键。
一、案例索引
某市居民秦某将其拥有的一幢房产出租给陈某使用，每月租金500元。2005年3月秦某因妻子生病做手术，花去人民币6万余元。秦某因下岗多年，经济状况拮据，在妻子住院前，曾向好友黄某借款5万元。2007年7月，秦某因儿子要结婚，妻子体弱多病，常年需看病吃药，家中已无积蓄，遂决定将租给陈某的房屋卖给黄某。双方在协商中，秦某谈及因其长期得到黄某的关爱和帮助，尤其是在妻子住院时黄某凑齐5万元借款未要分文利息，为表示感激之情，决定将房屋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卖给黄某，最终双方商定以6万元价格转让该幢房屋。同年9月，双方到房产部门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随后黄某找到陈某，说明自己为新的房产所有人，要求陈某腾退房屋。陈某不同意，并提出自己也愿意以同样价格购买该房屋，秦某和黄某房屋的买卖行为侵犯了其房屋优先购买权，双方产生纠纷，黄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腾出房屋。陈某反诉，请求认定秦某和黄某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二、焦点引出
在出租人具有两项法定义务的前提下，本案承租人享有两项法定权能：一是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享有继续承租的权利；二是根据合同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的焦点即对于同等条件的法律理解与适用。审判实践中有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同等条件即指房屋买卖价格绝对相等，承租人在同样的价格条件下，有权优先购买房屋。
第二种意见认为，同等条件是相对的，除了价格因素外，还要结合房屋先买权人、实际买受人买卖房屋的其它因素，比如双方之间经济关系、交易支付方式、其它可用货币折算的价格因素，称为金钱折算法。
第三种意见认为，房屋市场价格恒定为判断房屋买卖中同等条件的参照标准，在此基础上，要综合考虑交易的支付方式、房屋卖方以优惠价格出售给第三人的真实意图、能够直接影响房屋买卖价格的非货币因素[1]（如：人际因素、亲情因素、情感因素），将房屋的市场价格与房屋卖方出售给第三人的优惠价格之间的差额视为非货币因素的价值，此称为市价折算法。[2]
第一种意见是机械地套用法律，实质上损害了房屋卖方的合法权益，具体体现在：房屋卖方对自己房产的处置权利受到严重阻碍，房屋卖方有权向他人赠与自己的房屋，却无权以优惠价格卖给一个自己所感恩的人；而房屋承租人对于出租人的房屋优先购买权竟然扩张到可以享受与特定第三人同等的优惠价格，而通常特定第三人与房屋出租人有着特殊的人际因素、亲情因素、情感因素，使得房屋商品价格与人格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对于同等条件的法律规定把握变得复杂，简单地以房屋买卖价格绝对相等为标准，造成实质不公平。
第二种意见较前一种意见科学，兼顾到了价格因素和其它可用货币折算的因素，但是实践中诸如与人格相关联的亲情因素、情感因素，是难以用货币来进行价格折算的。因此，对该法条采取金钱折算法亦存在局限性。
第三种意见称之市价折算法，它既考虑到房屋出让的交易价格因素，亦兼顾到其它货币折算因素和与特定人格相关联的非货币因素，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较为公平易操作的参照标准。
三、法官评析
关于立法宗旨探寻
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的房屋优先购买权，一方面是承租人对于出租人对特定房屋处分权的制约，是承租人享有房屋使用权的法律延伸，是不动产限定物权的扩张；另一方面也是对房屋出租人不动产处分权能的限制，是商品房不动产物尽其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表现。立法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社会物资资料的经济价值，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3]因此，这一法律制度立法本意侧重在维护承租人的居住、生活、休憩利益。[4]但是，该项法律制度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损害和制约了房屋所有人对特定人格对象的出售房屋的权利，为新的矛盾纠纷引发留下隐患。
关于人格属性利益商品化研讨
传统的民法认为人格不具有财产价值，属于社会地位、精神评价、人权尊重等精神领域范畴。而现代社会中，商品交易日臻繁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大众传媒日益发达，人格利益商品化理念早已突破了传统民法理念。这具体表现在：一是著名人物、艺术名星、体坛新秀、商业巨头，其姓名、肖像甚至声音都可以被商家利用来作商品代理、商业广告，借助公众的崇拜心理和从众心理攫取商机。[5]二是特定的人与人之间，基于人际因素、亲情因素、情感因素可以有效地直接影响买卖交易的价格，而这种价格与特定人格属性直接相联系，离开某个特定人格进行交易往往呈现为商品的原始市场价格。三是人格本身也就是商品物权的载体。商品物权的载体一种是自然人，第二种是法人。例如某些单位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采取单位团购开发商建造的商品房，开发商对内部职工和对外部人员销售同样的商品房，分别按照优惠价和市场价出售，而两种价格之间的差价实际上是单位对于内部职工当作福利已经承担，当职工将已出租的商品房卖与第三人时，承租人主张以同等条件享有优先购买权，其同等条件下价格究竟是优惠价还是市场价？承租人因不具有单位内部职工的人格属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难以享受内部职工的优惠价格买房。这一案例和前文的案例如出一辙，都是基于人格属性导致的价格差异。因此，其交易公式显示为：
（公式略）
房屋买卖的价值与价格容易概念混淆
同样的一件物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交易对象、不同的零售和批发交易方式、不同的交易结算条件之下，呈现缤纷多样、数额悬殊的价格，唯有物品的市场价值最为恒定，它客观而公正地反映物品的实际价值。[6]市场价值是衡量物品价值量的原始依据，而价格是反映人们基于自愿基础上交换劳动成果的关系。
房屋买卖中的规避法律行为
如果回避商品房买卖中价格因素、人格属性因素之区分，机械简单地按照出租人对特定第三人的交易价格来认定为同等条件，实践中房屋买卖当事人往往采取订立阴阳合同的方式来规避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法律规定，使得这项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比如本案中，秦某即按照市场价格与黄某签订买卖合同，然后双方再私下口头协议，实际按照6万元成交，秦某暗中放弃两种价格之间的差价利益，既处分其房产亦处分其价格权益，前者公开交易、后者暗箱操作，这时承租人面对昂贵的市场价格，可能已经选择放弃优先购买权。
考察房屋买卖第三人是否为特定对象
房屋买卖第三人为不特定人时，因该第三人与出租人比较，并无人格属性利益，此时出租人具有房屋用益物权优越性，[7]能够顺利实现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关于同等条件下房屋优先购买权。而当房屋买卖第三人是出租人特定的对象情况下，正如上述图表论述分析结论，其优先购买权无法与房屋所有权人绝对处分权抗衡，该出租人是难以实现先买权的。同样是行使房屋彻底的处分权，秦某将自己的房屋赠与给黄某能够得到法律保障，那么法律制度要阻止秦某将自己的房屋以优惠价格卖给黄某，这和民法意思自治原则本身是相矛盾的。根据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合同自愿原则，强制秦某卖房给陈某亦是违法的。[8]
关于优先购买权的顺序
当房屋共有人和承租人同时主张房屋优先购买权时，根据“完全物权大于用益物权”、“物权大于债权”原则，房屋共有人基于所有权享有第一顺序的优先购买权，承租人的优先权居于共有人之后行使。
承租人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适用
1.合理期限内提前通知。
出租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前通知承租人其出售房屋之意图。实践中合理期限一般为三个月。出租人不履行该项义务即构成对承租人先买权之侵犯。
2.同等条件买卖房屋的价格参照基准。
一是以市场价格参照基准为主。对于房屋出租人与特定第三人之间具有特定的人格属性利益关系，包含人际因素、亲情因素、情感因素等情况的，承租人只能以市场价格主张优先购买权，第三人所具有的人格利益条件承租人无法具备，并且第三人所具有的人格属性利益无法用金钱进行折价。
二是以金钱折价参照基准为辅。对于房屋出租人与特定第三人之间具有其它诸如买卖、借贷、商贸等经济往来利益等情况的，适用金钱折价法，承租人在满足承担房屋售价加上金钱折价总和的基础上得主张房屋优先购买权。
三是交易结算支付方式相当。即房屋买卖第三人采用一次性付款，则承租人不得主张分期付款；第三人采用现金付款，承租人不得主张以物抵款；第三人采用即时付款，则承租人不得主张延期付款，双方应当保持结算方式相当。
四、法律完善
承租人同等条件下房屋优先购买权法律制度既是对房屋所有权人处分权能的制约，亦是赋予承租人用益物权的扩张，[9]立法的目的应当是更合理、更科学地发挥物权的效用。房屋所有权与房屋用益物权二者在物权权能上是不对等的，所有权是完全物权，兼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10]前者优于后者。[11]如日本民法典第206条规定：所有人于法令限制内，有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的权利。德国民法典第903条规定：物之所有人，在不违反法律及第三人权利的范围内，得自由处置其物，并排斥他人对物之一切干涉。两项外国法律的核心思想是：一是赋予所有权绝对权能；二是赋予所有权排它干涉权能。[12]当房屋所有权人意图以特定价格向特定人出售房屋目的与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时，利益如何衡量？在上述案例中，即使采用市场价格为参照基准，承租人陈某愿以市场价格主张优先购买该房，而出租人秦某出于感恩情结，仍然执意以优惠价格出售给特定对象黄某，此时，纵使法院判决秦某与黄某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却不能直接判决由秦某履行将房屋出售给陈某的义务，而只能够判决认定原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究竟卖不卖房权利仍在于所有权人。秦某仍然可以规避法律，秦某可以选择放弃出售房屋，阻止承租人陈某实现买房目的，然后再重新与黄某签订阴阳合同，把房屋所有权转让给他意图转让的特定人。
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在法律逻辑上是不严密的。当出租人的确侵犯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将房屋卖给不特定第三人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判决认定原买卖合同无效，而不得判决出租人直接向承租人履行出售房屋义务，出租人在房屋所有权转移之前，有权撤销其卖房决定。但是，该法律条款在表述上属授权性法律，可理解为出租人具有转让房屋给承租人的义务，承租人享有获得房屋所有权的权利，而法院之所以作出的是撤销判决而不是授权判决，正是因为法院不能强迫出租人卖房。即使先前买卖房屋合同被撤销，所有权人仍然有权决定不卖房屋。此时，对于承租人而言，国家性授权性法律如同虚设，法律权威受到质疑，亦会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满。在此情境下，因立法的缺陷而使法院的司法公信蒙受损害，法院的权威受到损害这个损失后果远远超出了承租人买房的利益。
司法应当树立权威，立法首先要做到审慎。立法的追求应当具有可操作性、可实现性、可伸缩性。当某项法律制度在特定条件下难以实现时，可以采取用但书或作限制规定的方式予以完善，使法律表述更加周延、逻辑严密。法律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有利于保障承租人由限定物权人转变为完全物权所有人，但是这一目的仅能在房屋买卖第三人为不特定人时，承租人方有可能有效实现这项权能。承租人的用益物权通过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即可得到有效保障，限定物权最终无法与所有权相对抗，当房屋所有权人具有意图要出售给特定第三人时，承租人的优先权在实践中往往落空，这时该法律制度成为一条废法，既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亦损害了立法机关的权威，容易引起新的社会矛盾。
综上研讨，笔者认为对于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可作下列修改：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相同价格或者其它同等交易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但是，出租人意图将房屋出售给特定的第三人除外。
正如塞尔苏斯所说，认识法律不意味着抠法律字眼，而是把握法律的意义和效果。[13]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内容作上述修改后优点表现为：一是将承租人同等条件下房屋优先购买权中同等条件改为“相同价格或者其它同等交易条件下”，剔除法律模糊概念，突出以市场价格为主导，并结合其它辅助因素；二是增加“但书”，强调尊重房屋不动产所有权人的绝对权能，赋予房屋出租人对于特定第三人所享有的房屋处分权能，充分兼顾了该法律制度适用过程中个性化、共性化和人性化等情况，既尊重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亦维护了立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定西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甘肃省定西市人民政府
定西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定政发〔 2010 〕11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驻定有关单位：
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甘政发〔2010〕32号）精神，为打造 “中国药都”，进一步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特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作为中医药工作的出发点，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继承与创新，着力打造“中国药都”，发挥地产中药材资源优势，走有定西特色的中医药发展之路，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
（二）基本原则。坚持中西医并重，把中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继承与创新，既保持特色优势又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坚持统筹兼顾，推进中医药在中医机构、综合医疗机构、社区和乡村全面发展，促使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协调发展；坚持发挥政府扶持作用，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共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二、健全中医药管理和服务体系
（三）健全中医管理机构。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管理，在市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机构、疾控机构、妇幼机构设立中医科（股），配备专职人员，负责中医药工作的监管；每个县级以上医院设置中医管理科，对本院中医药工作进行专门管理。
（四）体现“中医元素”。 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设立中医科和中药房，并逐步达到相应建设标准，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要提供中医药服务，开展中医特色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创建活动，全面落实新农合报销中医药优惠政策。
1.综合医院。中医科床位数达到总床位数的5%以上，门诊设中医科、中药房，落实西医科室中药消耗量、中医科短期治疗人次及康复治疗量等考核指标，组织中医专家到西医科室开展业务讲座、会诊、查房，并争取为每个西医临床科室配备1名中医大夫，将中医药指标纳入综合医院等级评审标准，实行一票否决制。把中西医紧密结合起来，突显中医特色，将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创建为中西医结合医院。
2.中医医院。将中医药治疗率和工作量两项指标作为等级评审的必备条件，争取门诊中医药治疗率达到75%，住院达到60%的国家指标。
3.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开展中医药服务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就诊人次数、总收入和药品收入中中医药各占1/3的要求，逐步把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创建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机构。实行参合农民使用地产中药材和中医适宜技术在乡村医疗机构全部报销。
4.各级疾控、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中医服务机构，配备中医药专业人员，运用中医药技术，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妇女儿童保健水平。
5.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个体中医诊所，允许符合条件的药品零售企业举办中医坐堂诊所。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继续教育、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非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与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三、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国家《中医医院建设标准》等，积极争取和实施市县级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努力改善就医环境和医疗条件。认真实施好中医专科（专病）、中药房、制剂室建设项目，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配备中医诊疗设备，使中医药基础设施条件能够满足群众需求。
（六）提高中医药服务质量。全面加强中医诊疗常规、用药指南、临床诊疗路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标准、中药加工炮制、院内制剂制备等技术规范的执行，促进医疗机构因病施治、规范诊疗、合理用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确保医疗安全。
按照《甘肃省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评价指南实施方案（试行）》及其评价细则，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每年对中医医院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情况及医疗质量进行督导检查和整体评价；组织专家对已评级中医院进行抽查复核，督促未评级的中医院晋等达标，最低达到二乙标准，以此来促进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七）利用地产中药材防病治病。以县为单位开展常见病疾病谱排序，根据疾病谱和县域地产中药材资源，编写10个左右能治疗常见病的中医处方和方歌，在全市范围内汇编印发，组织乡村、社区基层卫生人员，就中医适宜技术和汇编处方的加减辩证进行培训，为群众提供有效、价廉的中医药服务。
（八）大力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每年推广若干项成熟的中医药适宜技术进乡村、进社区，努力使全市乡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更多的专业人员掌握中医药适宜技术，并在实际诊疗工作当中较好应用。
（九）开展中医药保健服务。各级疾控、卫生监督、健康教育和保健机构要将中医药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重大疾病预防监测、疾病康复、亚健康干预、优生优育、运动保健、托老保健等领域发挥中医药作用。各级医疗机构要制作宣传专栏，公布相关专科疾病和常见病防治食谱、康复锻炼方法等，提高康复效果，调节生理平衡，有条件的可开设中医药特色保健专科。
（十）实施中医药育名医、创名科、建名院工程。
1.积极申报省级名中医。大力开展市级名中医和乡村名中医评选活动，三年内培育出40名市级名中医、40名市级乡村名中医；通过省卫生厅资金支持，开展名中医师带徒活动，每位名中医带3个徒弟，用3—5年时间，培养一批中医人才。
2.每所中医医院至少创建1-2个市级专科（专病）、二级甲等中医医院至少创建1-2个省级专科（专病），三年内，至少创建10个市级中医专科（专病），5个省级中医专科（专病）。
3.在名医、名科培育和创建的基础上，在全市树立起1-2个在全省范围同级中医医院中，特色比较突出的名院，使中医药在群众中的信认度、知名度普遍提高。
（十一）鼓励和扶持医院研制和应用特色中药制剂。各中医医院和有条件的综合医院要加强中药制剂室建设，努力建成符合制剂配制质量管理规范的制剂室。极积研发和使用院内中药制剂，对一些疗效确切的膏、丹、丸、散、院内中药制剂，争取列入全省调剂使用范围，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使用全省公布的院内制剂。鼓励医院和药品生产企业之间开展技术合作，共同实施现代中药新技术产业化工作。取得国家和省级中医药科研机构支持，与省内外中医药教学、医疗、研发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学习外地做法，组织医疗、药学等专家学者，争取研发出中药新品种，并取得注册批准，进行市场化运作，依托地方制药企业，批量生产，推广使用。
四、努力培养中医药适用人才
（十二）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中医学经典”活动。市、县级定期举办“西学中”脱产培训，并积极组织人员，参加省级培训；中医药培训项目纳入继续医学教育必修课目，中医药知识作为专业人员晋职必考课目，鼓励基层中医药人员参加学历教育。
（十三）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重视组织对乡村、社区卫生人员进行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每年推广使用适宜技术10个以上。
（十四）开展中医药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培养。市县两级医疗机构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引进一批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和专业技术骨干。中医院每年至少选派3名以上中医专科人才或中药人员，作为学科带头人，到上级中医教学医院或科研机构进
修培训，提高专科水平。各级综合医院每年也要培养和引进符合条件的中医药人才。
五、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十五）挖掘整理中医药学术成果和民间验方。对市内知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方法、高尚的医德医风等进行整理、总结，积极向全市推广学习、应用。有针对性地开展民间中医药传统知识、技术、验方的整理、挖掘、收集，并推广使用，让世传名方发挥更大作用。
（十六）积极开展中医药防病治病研究。以中医院为基地，重点加强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中医药防治的探索与研究。积极组织中医药学术活动，开展优秀论文评选、岗位练兵、新的诊疗技法交流与研讨、专科疾病诊疗研讨会等活动，以激励学术创新和水平提高。
六、建立和完善中药现代化产业体系
(十七)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对现有中药材资源坚持注重品牌、提升品质、扩大品种、持续利用的原则，继续保持和提高当归、黄芪、党参等中药材在全国的主产区地位。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加快种植资源库建设。在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集中分布的岷县、渭源、陇西等县建设保护区，建立一批繁育基地，加强珍稀濒危品种保护、繁育和替代品研究，促进资源恢复性增长。
（十八）推进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设。以打造“中国药都”为契机，以丰富的地产中药材资源为依托，以创建全省中医药发展示范基地为切入点，按照《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和《甘肃·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规划》（2010-2020）等政策规定，依托位于陇海线商贸物流集散地的重要节点优势，在陇西规划建设集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展示、商贸、物流为一体的国家级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形成主园区、首阳分园区和文峰分园区“一主两副”园区支撑体系。以陇西为中心，渭源、岷县为两翼，辐射带动周边县区配套园区建设。通过出台优惠招商引资政策，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和培养一批与国际技术水准接轨、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和运营的中药研究生产企业，充分发挥产业聚集、成果孵化和示范带动效应，奠定“中国药都”基本格局。
（十九）大力发展中医药循环经济。以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为载体，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消费和管理模式，加快培育集药材种植、药物研发、中间提取、药品制造、市场营销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构建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链。大力开发中药饮片浓缩颗粒、中药材中间提取、中成药品、保健药品、化妆品等系列产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中药产品附加值、提高资源化综合利用率，着力打造集中药农业、中药工业、中药商业以及旅游、休闲、保健等产业为一体的中医药产业现代化集群，形成高效、有序的物质流和价值流体系。
（二十）加强中药质量监管。积极争取以定西地产道地中药材为国家相关中药材质量评价标准。加大中药监督抽验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中药材、中药饮片等违法犯罪活动。改善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贮存保管条件，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行为，确保中药质量安全。
七、促进中医药文化建设与对外合作交流
（二十一）积极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加强舆论引导，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中医药疗效，营造全社会尊重、关心、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印制发放科普读物等，普及中医药知识。大力弘扬历代名医廉洁行医轶事，广泛开展中医机构全员职业道德教育，加大医德医风考核力度，引导中医药机构及人员恪守医德，勤于奉献。
（二十二）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与“标准化医院上伸下延、内联外展帮扶网络体系建设”有机结合，支持市内中医药机构和人员与省内外相关机构建立广泛联系。通过举办中医药发展论坛等形式，邀请国内卫生行业中医药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参加，通过行业渠道，提高“中国药都”的影响力。
八、健全和完善发展中医药保障措施
(二十三)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将中医药事业发展纳入当地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对中医药的领导，建立健全办事机构，及时研究解决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在医改各环节中要始终贯彻中医药事业发展措施。
(二十四)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市级设立中医药专项补助经费，每年20万元，列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专科专病建设、名中医奖励、科研立项、学科带头人培养等。各县区也要设立中医药专项补助经费，并随着经济的增长逐年增加。要提高公立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中医科床位的补助标准，达到综合医院床位补助的1.5倍。利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之机，适时合理确定和提高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价格，体现服务成本和技术劳务价值。落实中医药在医疗保障和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的相关优惠政策。
(二十五)依法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认真贯彻执行中医药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依法严格对中医药机构、人员和技术的准入管理，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水平，严厉打击打着中医药幌子，制售贩卖假劣药品、开展不法服务的行为，净化中医医疗市场，加大非法中医医疗广告监测和打击力度，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