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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凭证热的冷思考

杨　建　明


近些年来，人民法院为清理执行积案耽精竭虑，但执行积案仍居高不下，并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已成为人民法院急需解决的重大司法实践课题。众所周知，被执行人履行不能案件在执行积案中占相当的比例，从客观上成为了人民法院清理执行积案的障碍。
发放债权凭证，是人民法院为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遏止执行积案上升趋势而采取的应对举措，债权凭证对执行工作的积极意义毋庸赘述。但笔者窃以为，发放债权凭证只是权宜之计，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也遏止不了执行积案日渐上升的趋势。
本文以审视执行积案成因为基点，对发放债权凭证可能产生的弊端作了梳理，并进而不揣冒昧地提出了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对执行积案成因的审视
执行积案的成因有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有四种情形：首先从被执行人的角度看，一是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二是被执行人履行不力（当然也包括协助执行人协助不力）；其次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一是人民法院执行不能，二是人民法院执行不力。
笔者首先想澄清一个概念，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与被执行人履行不力（当然也包括协助执行人协助不力）是完全不同的，被执行人履行不能是指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在客观上未曾履行，被执行人履行不力是指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在主观上拒绝履行。
显然，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也就是执行工作没有了物质对象（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的执行装备再精、执行力量再强、执行措施再新，结果都只能是执行不能。如果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上，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笔者认为，在执行程序中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犹如“水中捞月”，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人民法院应当在攻克被执行人履行不力（当然也包括协助执行人协助不力）以及解决人民法院执行不力上下攻夫、花力气，为解决“执行难”想尽千方百计。
在执行实践中，申请人明知被执行人履行不能而申请，人民法院明知被执行人履行不能而执行，是执行积案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也是执行积案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
二、 人民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可能产生的弊端
这些年来，“执行难”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被执行人履行不力（当然也包括协助执行人协助不力）以及人民法院执行不力的情形下，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对法院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在被执行人履行不能的情形下，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对法院产生迁怒、责难和质疑，倒是不应该的，而人民法院也主动承担执行不能的责任，更值得认真的思索与审视。
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发放债权凭证，是对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的有益探索，实质上就是人民法院主动承担执行不能责任的一种措施。随着债权凭证的大量发放，日积月累，在执行实践中可能产生一些弊端。
（一）有可能浪费诉讼资源
人民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增加了执行工作量。执行人员为了执行被执行人履行不能案件，总是挖空心思、穷尽法律，甚至不惜动用全院力量集中执行、突击执行，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均无计可施时才决定发放债权凭证。至此人民法院为发放债权凭证付出了大量的工作，这种做法是对诉讼资源的浪费，百害无益。
（二）有可能增加诉讼成本
人民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在申请人当中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债权凭证是“护身符”，导致当事人在诉讼时不去考虑对方有无履行能力，申请人在申请时不去考虑被执行人有无履行能力，从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赢官司、纸到场”。当事人诉讼时交了诉讼费，执行时交了执行费，并为诉讼和执行奔波于法院，到头来得到一张债权凭证。对当事人而言，增加了诉讼成本和效益，于事无补。
（三）有可能积聚社会矛盾
随着债权凭证的大量发放，涉及的问题将越来越多，人民法院不自觉地在客观上将诉讼双方的矛盾接过来，成了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一方的矛盾，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但愿这是杞人忧天。试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的执行案件是不是发了债权凭证就“一了百了”了呢？回答是否定的，相反，还可能会产生“债权凭证”问题。
（四）有可能动摇司法权威
申请人持债权凭证，明知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兑现，就有可能埋怨人民法院，早知不得行不如不打官司，不申请执行，免得又交了诉讼费和执行费。申请人并且还会通过信访、媒体等不同渠道影响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其中不乏不切实际的反映和评价，难免会在社会各界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日积月累，对人民法院的形象就会有所损害，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三、 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确立执行不能风险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上谈到执行难和法制权威时认为：“在立案审查的时候，要求原告要说明被告有多大的履行能力。如果没有或人都找不到，法院会告诉他这个案子的胜诉判决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当事人应该有嬴了官司得不到钱的心理准备。法院推行告知义务特别要针对当事人本人，事先向原告本人告知执行不能的风险，原告本人知道可能的后果之后，如果还坚持要打下去，判决无法履行的结果是其自己选择承担的风险，再无理由说法院打白条。”①这里实质上就是提出了确立执行不能风险制度问题。人民法院在确立执行不能风险责任上一是要做好宣传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宣传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让这一制度深入人心；二是要履行告知义务，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书面告知当事人和申请人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让这一制度贯彻落实；三是要提出立法议案，在时机成熟时，建议将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写入法律。
(二)强化拒不执行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祝铭山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执行理念，不断加强对执行工作的宣传，使公众都能清楚认识到，民事裁判的执行不同于刑事裁判，民事裁判能否最终执行，根本的因素在于债务人有无财产可供执行，一些案件之所以最终不能执行，属于民商交易风险的体现，从而澄清民事裁判必须而且能够百分之百执行的认识偏差，使全社会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②诚然民事案件是有交易风险，但是民事案件除了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之外，还有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伴有交易风险不难理解，但是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而言，交易风险显然是解释不了的。可见，对于履行不能案件的执行仅确立履行不能风险制度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制度解决不了履行不能案件中的侵权损害赔偿案件。
在执行实践中，如果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因为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得不到最终执行，那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不但不符合民事立法的宗旨和目的，而且会动摇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从我国法律的现状来看，拒不执行只有“有执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才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才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大量的事实是，一个“杀无血、刮无油”的人，如果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只要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即使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也是一纸“空文”，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作为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应当有别于违约损害赔偿案件，如果侵权人一无所有就可事实上“免责”，是很不公平
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强化拒不执行的法律责任，不能仅界定为“有执行能力”拒不执行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无执行能力”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扩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只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入执行程序，不以是否有“执行能力”为条件，只要“拒不执行”就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惟有如此，才能根除“债权人流泪，债务人陶醉”这种反常现象，才能使申请人的损害得到补偿，司法权威得以维护，违法受到制裁，而正义得到伸张。
（二）改革财产保全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财产保全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财产保全制度是可行的，可以从执行防止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角度进一步完善财产保全制度。笔者建议规定为：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了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有申请，并且提供了担保，人民法院就应当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以防止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
第一，前置如实申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8条规定：“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开始挖空心思转移、隐藏财产，有的公款私存，主要财产寄居在法定代表人或员工名下；有的搞假买卖、假抵押、假赠予；有的成立新的法人实体，抽走优良资产，只留下负债累累的老企业来周旋债权人等等，不一而足。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申报的财产不敷执行需要，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在诉讼阶段的“不良”行为又不能制裁，最终使人民法院的裁判落空。长此以往，动摇的不仅是公众求助司法救济的信心，进而也将使整个社会信用下降，而信用危机将制约着民商事交易的正常运行，最终危及的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笔者认为，应当将如实申报义务前置到诉讼程序之中。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同时送达申报财产通知书，要求被告在答辩期间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增加登记保全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此可以增加登记保全措施，人民法院根据被告申报的财产状况，依法予以登记保全，并责令被告自行保管。
（三）规范申请执行法定条件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可以考虑规范申请执行法定条件，也就是增加规定：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对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不予立案执行。申请人应当承担申请执行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依照职权查证应当有所限制，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举证的，有权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查证但应提供证据线索。笔者建议规范为：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被执行人明显履行不能的，裁定驳回申请。
（四）修改申请执行法定期限
在执行实践中，申请人明知被执行人履行不能，即使申请执行不但一无所获，并且又要预交申请执行费，仍不得不申请执行。其主要原因就是有申请执行期限的制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如果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执行，就丧失了申请执行的权利。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情况，必须修改申请执行法定期限。笔者建议修改为：申请人因被执行人明显履行不能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执行的，申请人以后申请执行不受执行期限的限制；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以被执行人明显履行不能为由裁定驳回的，申请人再次申请执行不受执行期限的限制。

注释：
①万鄂湘：《当代司法制度与司法公正》，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6期第203页。
②祝铭山：《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1期第10页。

附：
作者单位：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
【摘要】合伙作为一种既不同于公民也相异于法人的特殊经济组织，其存在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结果，然而合伙是否属于民事主体却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合伙的含义特征入手阐述合伙应当属于民事主体，并进一步分析将合伙列为民事主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此为我国的立法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合伙; 民事主体; 法律地位

　　一、合伙的语义及特征

　　（一）合伙的语义

　　语义之一：合伙指称契约。从合伙的产生来看，合伙最初是为了解决共同生产劳动中的问题而以契约的形式实现。后来，合伙人由最初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人扩展到纯粹的“外人”，对于外人之间的相互合伙亦以契约来约束。因此，合伙在西方各国立法史上最初都表现为契约。早在古罗马时期，合伙就作为一种典型的 诺成契约在债法编中予以规定。1978年《法国民法典》第1832条沿袭罗马法规定“公司为两人或数人依据一项契约约定将其财产或技艺用于共同事业，以期分享利润或获得可以得到的经济利益。”

　　语义之二：合伙指称组织体。随着近代工业化大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人们订立契约是为了共同经营事业，为实现该目的全体合伙人必须共同合作。在此过程之中，合伙人与第三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增多，合伙所产生的权利义务需要由整个合伙组织承担，迫切要求合伙不能局限或侧重于合伙内部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而应当将视角放大，关注合伙作为组织体与外界之间的民事交往。倘若固守合伙仅仅作为契约约束合伙人内部关系，而无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合伙与外界经济交往的密切联系，实为不妥。必须明确的是：在现代社会，合伙指称为组织并不否认形成合伙的前提条件即要求合伙人订立合伙契约。

　　所谓合伙，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人（包括法人）按照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依合伙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其成员承担补充连带责任的经济实体。

　　（二）合伙的特征

　　1、合伙以合伙协议为成立基础。合伙的成立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的形式订立合伙协议。合伙协议一经订立，便对合伙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各合伙人依据合伙协议而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非经合伙人同意，不得随意修改合伙协议，不得随意退伙，不得随意转让自己的出资。合伙协议作为明确合伙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合伙内部事务的合同，仅对参与协议订立的合伙人有法律效力，而不能对抗合伙人之外的第三人。合伙人之外的人入伙，也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与原合伙人订立书面入伙协议，才能成为新的合伙人。合伙协议不仅是合伙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也是合伙人权利义务的依据，并成为司法机关处理合伙债务纠纷的依据。

　　2、合伙以合伙组织为活动形式。合伙组织具有较强的团体性。首先，合伙是人和财的集合，其对内表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对外表现为一种组织形式。其次，合伙组织必须经登记注册后才能成立，登记的主要事项包括企业名称、合伙企业确立的负责人、经营地址、资金数额、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企业种类及合伙人姓名等。再次，合伙组织可以自己注册登记后的商号的名义从事独立的经营活动，并可以该商号的名义起诉和应诉。

　　3、合伙人必须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合伙人的共同出资最为合伙组织的价值形态表现，是合伙得以进行合伙经营事务的物质前提。所谓共同出资即是个合伙人为了共同经营的需要，各自将自己拥有的资金、实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出资的数额可以均等也可以不均等，出资的种类不限。合伙人在共同出资的基础之上，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还需要共同从事经营活动。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事务，也可以由合伙人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而不参加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4、合伙人必须分享合伙利益，并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合伙经营的利益是合伙人共同追求的，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分享合伙经营而带来的利益。每个合伙人对合伙事务和合伙效益都是非常关心的，因为合伙人经营的盈亏及利润的大小都是与合伙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的。合伙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享有，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

　　二、合伙民事主体地位的争议

　　（一）合伙的种类

　　合伙的法律地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讲是指合伙的一切法律属性，包括合伙的概念、条件、名称、分类、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财产的归属、责任形式，以及是否为独立的　　

　　民事主体等：从狭义讲仅指合伙能否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二）合伙的主体地位的争议和观点

　　1、国际上关于合伙主体地位的观点

　　国际上对此大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以德国为代表，包括英美法系，均承认商事合伙的主体地位，但不承认其具有法人资格；另一种以法国为代表，不仅在其《商法典》中确立了合伙企业的商事主体资格，而且赋予其独立的法人资格。

　　2、我国对于合伙主体地位的观点

　　对于合伙是否应当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我国学界争议已久，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

　　（1）肯定说认为，合伙应当成为独立民事主体。根据分析方法的不同，肯定说又分为相似说、相异说和主体符合说。相似说认为，合伙具有独立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责任等要件，与法人相似，所以应当成为独立民事主体：相异说认为，合伙与法人和自然人的特征、条件相比较，存在本质差异，不同于法人和自然人，所以应当成为独立民事主体：主体符合说认为，合伙是否为独立民事主体，不应当围绕其与法人相似或相异，而应当从民事主体的要件着手，因为合伙符合民事主体的要件，并且本质上不同于法人和自然人，所以合伙应当成为独立民事主体。

　　（2）否定说认为。据传统的民法理论 ，民法赋予自然人和法人以民事主体地位 ，已对民事主体的社会存在形态“个人”、“团体”两极作了规定 ，根本没有“第三民事主体”之说 ， 合伙究其本质是契约关系，不能成为法律上的独立主体，民事主体只有自然人和法人两种类型，合伙要成为主体的话 ，要么是法人形式的主体 ，要么是自然人形式的主体 。

　　（3）折衷说认为，“应区别对待，简单的临时性合伙由于没有形成企业组织，不能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而已形成企业组织并经工商登记的合伙，则可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在种类繁多的合伙中 ，只有那些登记且从事经营活动的合伙企业才能取得主体资格：而那些没有登记的简易合伙、临时合伙和家庭合伙以及虽登记但不从事经营、营利活动的公益性的合伙 ，则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三、合伙是民事主体的理由及确立其主体资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