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内容提要: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该立场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反对意见认为，一般人格权的重要价值基础是人格尊严，而法人无所谓尊严；法人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存在的，并不享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因此法人不能也不需要享有一般人格权。持赞同意见者或者通过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或者通过论证法人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来论证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合理性。由于只有涉及人的尊严的自由才构成了一般人格权，法人并不需要一个一般性的人格保护，德国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有其特定的制定法背景，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法人不应享有一般人格权。


　　在德国，一般人格权是以自然人尊严和人格发展保护者的身份得到承认的，[1]并因为其道德和价值基础而在违反德国民法教义学体系的情况下依然成为德国私法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2]然而当一般人格权被承认之后，其保护的主体范围很快表现出一种扩张的倾向：司法机关将法人等组织体也纳入到了一般人格权的保护之下。与此同时，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声音以及与此有关的论战之声也不绝于耳。目前，中国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准备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期间也有论者提出应该承认法人的一般人格权，并以德国法作为借鉴的主要依据。但法人真的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吗？本文将通过分析德国法院如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为何要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以及期间的论战，提出笔者对法人是否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观点，希望对立法和理论有所裨益。

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承认

最晚在1975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表达了保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思想。在“侵害声誉的剧本中的艺术自由案（Kunstfreiheit bei rufsch?digigendem Theaterstück）”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述一点（指艺术自由和其他价值的冲突应该基于基本法的价值体系并顾及到该价值体系的统一来解决——作者按）也适用于艺术自由和宪法所保护的人格领域之间的冲突。作为法人的本案原告也享有宪法所保护的人格领域（基本法第2条第1款），虽然仅限于它作为法律创造物的本质和所被赋予的功能所限定的范围之内。”[3]如果说在该案中，法院仅仅是从宪法规范的角度论证了一般性的保护法人人格的必要性，并没有认为一定要采取一般人格权这种模式，那么1981年6月26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卡雷拉案（Carrera，Rennsport-Gemeinschaft）”判决则划时代明确提出了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命题。该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2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6条关于姓名权的规定，并不能排除将他人姓名用作广告目的侵害了该人的一般人格权。在本争议案件中原告不是自然人而是一个两合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和上述观点并不矛盾。不仅自然人，而且法人、商法上的人合公司、无限公司（OKH）以及两合公司（KG）——只要根据它的本质可以适用一般人格权——也享有一般人格权赖以建立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基本法第19条第3款）。如同联邦最高法院一再判决的那样，在它们本质的框架和法律所赋予它们的功能范围内它们也可以要求人格的保护。”[4]

在此，法院的逻辑非常简单：一般人格权是基于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得到承认的，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对国内法人也有效，只要根据其本质基本权利可以适用”。法院认为，法人根据其本质也应该享有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规定的“人格发展”的基本权利，所以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法人一般人格权就是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基本权利在民法中的表现。单从法条来看，法院的论证似乎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法人根据其性质能否享有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基本权利，进而享有一般人格权？联邦德国最高法院对此却没有论证，只是简单的给出了结论：法人可以享有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人格发展自由。这一点正是在此前后理论界关于法人可否享有一般人格权争论的焦点。

二、德国学者关于法人一般人格权的论争

尽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不断的判决而最终明确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为理论界所接受。在司法机关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前后，理论界为此发生了持续的争论。

（一）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及其评价

1.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

在一般人格权得到承认前后，非常多的学者认为，“对法人、无权力能力社团和其他的人的共同体不应适用一般人格权。”[5]其理由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在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之前，不仅理论上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而且德国司法实践也将一般人格权建立在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的基础之上，而基本法第1条是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但是“法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6]“法人不是人的尊严的承载者”，[7]所以法人无法享有基于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其二，一般人格权是为了适应自然人人格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才发展出来的制度，但是法人是为了实现自然人的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法人无法享有为自然人所设定的广泛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因为它们无法拥有如此广泛的利益范围”。[8]总而言之，一直以来的观点将一般人格权建构在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之上，但“基本法第1条不能适用于法人；基本法第2条尽管可以适用于法人，但是适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9]所以法人无法享有基于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而得到承认的一般人格权。

2.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意见的不足

上述反对意见最大的不足在于，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却不反对法人享有特别人格权，但是对此没有做合理性说明。[10]同样的学者提出“人格权的主体不仅是单个人，而且也可以是社团（Verband）”。[11]其甚至主张：“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中发展出来的具体人格权可以被适用于法人、无权利能力社团以及其它人的组织的保护，只要这种保护不以自然人的属性为前提。”[12]事实上，一方面认为由于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所以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认为法人可以享有具体人格权，这种观点本身就存在着需要解释的矛盾。因为根据联邦德国最高法院的观点，“具体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特殊表现形式”。[13]具体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依然是自然人的尊严。但是上述的观点却均没有解释为什么法人可以享有具体人格权，而不解释这一点，从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尊严入手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

另外，上述反对意见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了矛盾和模糊不清。如胡布曼教授一方面认为法人不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认为，“但这却不意味着，它仅仅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人格权，而是它必须能够引用从一般人格权中所推导出来的权能，只要在法人中存在着类似的值得保护的利益”。[14]根据这个模棱两可的命题，可以认为作者主张法人可以享有一种类似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但是又不同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权。那问题就在于，法人享有的这种人格权到底是不是一般人格权？作者的这种不清晰的态度是由其关于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认识造成的。从《人格权》一书的起点来看，作者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自然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论证法人可以享有人格权时，作者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思路，它将法人的人格权也建立在自然人的尊严基础上，提出“因为这种形成物（指团体——作者按）是由人联合而来并被打上了人的追求、人的能力和人的意志的烙印，同时承载着人的追求、人的能力和人的意志，所以它是人的价值的承担者。它也包含着设立者的精神并试图实现这种精神”。[15]按照这种理解，法人似乎也承载着独立的属于自然人的价值，因而可以享有人格权，所以他的观点表现出一定矛盾之处。

（二）赞同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及评价

1.赞同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

法人和一般人格权的矛盾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此前的一般人格权理论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另一方面，法人是一个服务于自然人的法律建构的产物，没有尊严和本身的价值。从论证方法的角度来看，只要驳倒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以证成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而事实上，这确实也是主张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学者们努力的两个方向。

（1）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

在论证法人一般人格权的问题上，第一种方法就是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克利珀（Diethelm Klippel）教授采取了这种方法。他认为主张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尊严的学者都认为一般人格权起源于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但事实上“一般人格权的历史并不是开始于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4月25日的读者来信案判决。回顾大的历史背景的话，人们可以发现认为一般人格权和自然人的属性不可分割的观点是无法继续的”。[16]首先，“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自由的私人所有权就是从人格中获得其合法性的……。尽管在自然人的人格和所有权概念之间存在着这种合法性的关联，但是无可争议的是法人至少可以享有所有权”。[17]其言外之意就是：所有权是人格性的权利，法人可以享有所有权，所以法人并非不可以享有人格性的权利。其次，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看，“这个权利从一开始并不认为仅仅是自然人的权利。因为在19世纪它被作为权利的范畴发展出来就是为了能够在民法上把握发明权、著作权、姓名权、商号权和商标权并对这些权利进行体系性的归入”。[18]最后，他认为较早使用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基尔克（Gierke）和科勒（Joseph Kohler）使用该概念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反对不正当竞争，[19]“从这个角度来看，团体特别是商事公司也是值得保护的，这就可以理解它们也是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20]根据以上的论述，一般人格权和自然人的尊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具有历史基础。

（2）强调法人等社会、经济组织本身的价值[21]

论证法人等社会组织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不否认一般人格权本身的价值基础这个基本前提，转而论证法人等社会组织本身具有和自然人类似的尊严或者独立价值。例如上述克利珀教授就认为：“社会组织是自然人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构建的。因为社会法律秩序承认了这个目的，所以它就保证（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独立性。”[22]根据这种组织体的观念，他认为组织体可以“被赋予超越财产能力的、独立的法律上的配备”。[23]这就为组织体享有一般人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也有学者提出：“法人不仅是法律技术上的建构，而且也是法律交往的参与者和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就像对自然人一样，在法人的问题上，在考虑其利益时，也应该从一个广泛的价值保护要求出发。”[24]更有学者明确提出：“法人作为一个集合的统一体，基于它的社会价值也拥有尊严和人格，因此承认它们可以享有基于宪法第1条和第2条第1款而建立的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没有障碍的。”[25]

2.上述两种论证思路的评价

从论证方法的角度来看，上述两条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其理由却都不是特别充分。就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这个思路而言，它并不符合直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之时的法律事实。尽管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观点，但是此前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的一般人格权都是以自然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一般人格权，学者们为了论证一般人格权而提出的理由都是自然人的尊严。如果否认了这个基础去谈一般人格权，那么此一般人格权已经不是彼一般人格权了。就法人也存在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的论证理由而言，且不论法人是否真的享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即使承认了法人的独立社会价值，我们还需要分析法人的独立社会价值能不能和自然人的尊严等价值等同视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事实上可能大部分的学者并不反对保护法人的声誉等等利益，但问题是，这种保护一定要采取一般人格权这种制度模式吗？

三、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吗——对德国理论和实践观点的反思

（一）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偶然性——德国实践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制度背景

尽管有上述种种反对意见，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德国司法实践确实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德国司法实践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首先有其特定的制定法背景。这种特有的制定法背景说明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存在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对《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思考——兼答刘保玉教授问题

吴亚楠


一、问题的提出

　　《担保法》对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登记作了一体的规定，《物权法》对此做了修改，《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对于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第四项、第六项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明显看出，《物权法》对于不动产抵押采登记生效主义原则，对于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
　　鉴于物权的绝对权性质，其排他性和支配性是债权不能比拟的。所以，各国规定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债权因其相对性，只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故无需公示。公示原则在于让人知，其目侧重于阻止第三人取得已经公示的权利，以保护物权合同当事人；同时，可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取得未经公示的权利，以保障交易安全。公信原则在于让人信，重点在于保护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善意第三人可以充分的相信公示的内容，无需考虑公示瑕疵。故公信原则主要解决登记或交付等公示错误的问题，实质是真正的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价值衡量问题。 并非任何公示都具有公信力，动产抵押因其不转移占有，故不能同动产质押一般以交付和占有为公示公信的方法；另一方面，立法者考虑到动产的种类繁多，无法进行类型化划分，加之动产的价值较之不动产而言一般较低，登记生效主义会影响到交易的效率，故不采登记生效主义。
　　《物权法》第二章第一节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的相关内容，不动产的变动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法律课以登记机关严格的实质审查职责，并在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可以看出，登记若具有公信力应当具备几个条件，首先登记机关需要对登记进行实质审查；其次，登记机关需要对登记错误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是登记须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可见，基于动产的特殊性和抵押的不转移占有性使得动产抵押不宜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笔者对于《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动产抵押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的原则深表赞同，但是这一条将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兜底条款所表明的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财产至于何处，并没有相关说明。笔者的理解是，不动产的类型《物权法》以列举的办法给予统一的规定，即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不动产的内容也就这几类；相较之下，动产的类型无法统一划分，所以，一百八十条的兜底条款中所表明的其他财产应当理解为动产。同为动产，这些动产采用何种主义？《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并没有明确答复。
　　笔者认为2007年10月27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施行的《动产登记办法》对于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现有的以及将来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的登记具体程序做了规定，也没有规定其他动产抵押如何。但是，《物权法》施行并没有明确废止《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而是根据新法优先于旧法的适用规则，二法规定不一致的当然适用《物权法》；《物权法》规定不明确的或者未予规定的可以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担保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公证部门可以办理抵押登记，并且司法部2002年2月20日颁布了《公证机构办理抵押登记办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其他财产”的抵押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可以认为，对于《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的兜底条款规定的其他财产应当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具体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机构。
　　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有其合理性，但是容易造成抵押权的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的矛盾。抵押权未经登记，汲取区分原则，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已然设立，但是却没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对此，以及如何理解日本、法国民法典中系统采用的登记对抗主义，刘保玉教授提出的问题是，未经公示而不具有对抗力的“物权”，究竟是不是物权？如果说不是，则与公示对抗主义的意旨不合；而如果说是，则又与物权的本质相悖。在理论上，如果有人提出物权从效力差别上看，可以分为“有对抗力的物权”和“无对抗力的物权”，恐怕会受到“缺乏理论常识”之讥。

二、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法国民法上并不区分物权和债权，所以无所谓有对抗力的物权与无对抗力的物权的划分。关键在于日本民法，日本民法典中深深烙下德国民法和法国民法的印记，既区分债权和物权，同时弃德国民法的登记生效主义于不用，而采法国的登记对抗主义。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日本，在《物权法》中也体现颇多，《物权法》中采用登记对抗主义的有第二十四条、一百二十九条、一百五十八条、一百八十八条和一百八十九条，共5条。尽管条文并不多，但是关系到船舶、航空器等物权的变动，土地承包经营权 、地役权、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变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关系甚重。
　　回到动产抵押登记的问题上，动产抵押权依抵押合同的生效而设立，但是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是否因其不可对抗性就能否认其物权的性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理清楚善意第三人的范围。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中的“第三人”范围问题的答复中，只是排除了当事人，即第三人中不包含抵押当事人双方。这是对第三人的当然理解，应当认为第三人和当事人是相对的称谓，所谓第三人，是当事人的相反概念。日本学者加贺山茂认为，当事人的一般承继人包含在当事人的概念中，当事人的承继人，由于承继前主的权利义务，得同视为当事人本人。 笔者表示赞同，当事人为自然人时，其继承人视为当事人；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时，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视为当事人 。
　　其次，动产质权人、留置权人、其他抵押权人是否包含在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动产抵押权因其设立并不转移物的占有，故不排除在同一动产上当然可以成立其他抵押权。此时，并不存在动产抵押未经登记是否可以对抗的问题，也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第二款规定的其他物权的善意取得问题，而是根据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对各个抵押权实现的顺位做不同的处理，本条规定，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已经登记的抵押权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几个抵押权都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也就是说，未登记的抵押权与其他抵押权的不存在对抗与否的问题，并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而是直接使用第一百九十九条关于清偿顺位的规定。
　　已经设立的抵押权的动产是否能被留置，即是否能再成立留置权，《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对此作了明文规定：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动产抵押不转移物的占有，债务人（抵押人）不履行到期的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抵押人）的动产。如果因为动产上已经成立抵押权而否定其他债权人可以依法留置该动产的权利，其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故法律规定了留置权人先于抵押权人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所以，无论动产抵押是否办理登记，后成立的抵押权与留置权依照第二百三十九条确定顺位，也不存在是否对抗的问题。当然，同一动产上已经设立留置权的是否允许再设立抵押权，笔者认为当然可以，只要留置权人不丧失对动产的占有，其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更不存在是否可以对抗问题。
　　同一动产在设立抵押后，抵押人将动产再用于质押，成立动产质权，发生抵押权和质权的竞合，当然也只有标的物为动产时才可能发生抵押权和质权的竞合。这时，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物权法》第十七章并没有规定，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这一条规定针对的是已然登记的抵押权，对于完成公示具备同等效力的他物权之间，当然应该按照设立优先，实现优先的原则，抵押权优先受偿。问题是，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时，如何处理其与后设立的质权之间的关系，《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的动产抵押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是否包含质权人。解决这一问题，先要理解“善意”的含义，一般的将“善意”解释为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债权人知道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的，能否再设立动产质权。对于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因其具备公示要件，推定其他人对此已知情，故不允许他人已不知情抗辩。未办理登记的动产抵押，其他人知道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的情况时，不符合善意的要求，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不属于第三人的范围。即使他人知晓未登记的动产抵押已然设立的情形，其后设立的质权依然成立，质权和抵押权发生竞合，按照法理，推定适用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已登记的他物权优先于未登记的受偿，此时质权具有优先地位，顺位在先。
　　第三，一般债权人是否包含在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对于一般的债权人来讲，其与债务人的特定动产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所以，债权人不能以抵押权未登记对抗抵押权人，这里也不存在是否对抗的问题。如果其担心因为抵押权的设立，使得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担心责任财产会因此而减少。《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债权人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了该债权人，丧失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这里规定了类似于《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的撤销权，该解释笔者认为可以扩展到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为他人的债务设立抵押权的情形。所以，动产抵押权无论是否登记均不影响该条文的适用，故笔者认为一般债权人不包含在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之内。
　　第四，侵权人不能以动产抵押未经登记否认抵押权人的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在日本民法中，不动产的变动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不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在侵权情形下，诸如甲购买了乙的房屋，但是未办理登记时，丙将该房屋烧毁，甲当然可以以所有权人的身份向丙请求损害赔偿。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变动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未办理登记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同样已经完成交付的船舶等，所有权已经发生变动，对于侵权人而言，其不能主张，因为未办理登记，所有权人（船舶等的受让人）不具有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在动产抵押中存在的问题是，当侵权人的行为造成抵押物价值贬损，抵押人怠于行驶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抵押权人当然可以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救济。笔者认为，抵押权人也可以根据第三十七条规定直接向侵权人请求损害赔偿，当然条件是抵押人怠于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结论

　　故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就否定其物权性质，从上面的分析看，债权是无法具有如此大的对抗力的。所以，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性质当然为物权。日本民法采用了法国民法的登记对抗主义，其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关于不动产物权的得丧及变更，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此对抗第三者。判例和法理将侵权行为人、实质上的无权利者、一般债权人以及背信的恶意第三者均排除在第三者范围之外 ，如同我国的动产抵押一样只剩下善意的受让人。故笔者认为，在我国已经登记的各种物权变动在发生登记错误时，亦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第三人可以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发生善意取得。对于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其不能对抗的是善意的受让人，效力并无太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参见王闯：《规则冲突与制度创新（中）——以物权法与担保法及其解释的比较为中心而展开》，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6月27日。
2.刘保玉《物权体系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物权类型设计》。
3【日】加贺山茂：《日本物权法中的对抗问题》，于敏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2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