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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审理情况
　　2009年至2012年，我院共受理并审结贷款诈骗案件3件4人，合同诈骗案件5件6人，诈骗案件4件5人。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
　　一是“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缺乏标准。2010年以前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合同诈骗案件中，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元至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但目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未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一般参照诈骗罪的认定标准执行。2010年4月8日起，黑龙江省确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显然合同诈骗罪比诈骗罪的追诉起点要高四倍以上，但在结果加重时却适用同样的标准，明显违背了立法的原意，加重了对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的处罚。
　　二是“非法占有目的 ”难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在实践中，合同诈骗中的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主观犯意的真实证据往往难以取得，而行为人是否具有此主观罪过，却是认定罪名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客观行为又总是和民事行为掺杂在一起，行为方式又往往被行骗者掺进虚假的东西，甚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认定行骗者客观行为的真伪往往又要借助主观方面。
　　三是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交织不清。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这类犯罪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与合同经济纠纷交织在一起，实践中，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界限不清，在确保执法质量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只能保守办案，影响了打击合同诈骗的准确性与积极性。
　　四是赃款追缴难以到位。合同诈骗往往涉及大量的金额，嫌疑人通常是骗取钱财后大肆挥霍，给受害人造成大量的损失，对于赃款的追缴，受害人一般都有迫切的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时也会着力追缴但收效甚微。而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受刑罚处罚，受害人被骗的钱财则无法追回。且此类案件，依法又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难以体现执法的三个效果统一。
三、解决的对策：
　　一是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打击追诉标准。“两高”应当针对合同诈骗犯罪中的“数额巨大”、“特别巨大”做出司法解释，以便于实际操作运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市场经济交易习惯，一般只有在大额交易中才会使用合同的形式进行，因此，合同诈骗犯罪涉案金额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追诉标准也应当结合实际，其“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高于普通诈骗犯罪的标准，以防止打击面过宽。
　　　　二是“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结合认定。任何犯罪都是主客观一致的结果，但鉴于“非法占有”这种全凭犯罪嫌疑人供述认定的主观要件，如果一味强调供述认定，在没有此类证据的情况下，会放纵部分犯罪，但如果将其作为客观要件认定，又会造成客观归罪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刑法在将“非法占有”作为主观要件的同时，可以列举式方法，明确诸如“取得货款、预付款后潜逃或不用于履行合同而大肆挥霍的”推定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样即可防止客观归罪又可防止放纵犯罪。
　　　　三是完善社会经济体制。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发育成熟，新旧体制仍处于转换的过程中，在宏观调控及微观管理方面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如果在市场准入制度、主体认证制度方面完善加以完善，就能使得人们在签订合同时方便快捷地了解对方的资信能力、经营状况等，也就地法给诈骗分子以可乘之机。
　　　　四是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制度。刑法财产刑中的罚金、没收财产刑，是对诈骗犯罪最直接的经济制裁手段，司法实践中，应当在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同时，加大从犯罪经济成本角度考虑对行骗者予以经济制裁。进一步完善财产刑的执行制度，促使罚金和没收财产能够执行到位。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是否犯罪

钱贵


〔案 例〕
张某，32岁，已婚。1999年10月，张某到石家庄出差时，在火车上结识了女青年刘某，当张某得知刘某大学毕业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时，遂编造自己的名字叫张干，现任三十八军军长，因病先回家疗养。后又谎称自己的亲属中不少人均在部队中任职，吹嘘自己可以帮助刘某解决工作，在交谈中，刘某对张某产生了好感。遂将张某带至自己家中。张某为了骗取刘家的信任，先后在公共电话处假借其任高级领导职务的父亲的名义多次打电话给刘某。使刘对张某的军人身份深信不已。对刘以身相许。后张某在刘家居住一月有余，并伪造身份证与刘某领取了结婚证。后声称部队有紧急任务需马上赶回，以身上所带现金不多为名，找刘某索要现金两万元，而后逃匿。
〔剖 析〕
张某冒充军人进行诈骗的行为，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是指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军队的良好威信及其正常活动。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行为，所谓招摇撞骗是指假冒军人的名义，进行炫耀、实施欺骗活动。本罪在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本题中，张某见色起意，冒充军人，骗取刘某的好感，而后又采用欺骗的方式与刘某结婚，且骗取刘某两万余元。由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是行为犯，所以张某的行为属既遂且为情节严重。张某伪造身份证与刘某结婚的行为属牵连犯，应按一罪处断。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形态。张某为达到与刘某结婚的目的，采用伪造身份证的方法又触犯了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张某已是有妇之夫，又与刘某登记结婚，其行为又构成重婚罪。根据刑法280条第3款的规定，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最高刑为7年；重婚罪的最高刑为2年，按照牵连犯的“从一重罪处断”处罚原则，对张某的行为应以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论处。张某骗取刘某两万元而后逃匿的行为属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加重情节。
[重点把握]
关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应当掌握：（一）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的区别：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是冒充军人，而招摇撞骗罪冒充的其他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行为人在招摇撞骗行为过程中，有时冒充军人，有时冒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应视为一行为触犯了数罪名，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二）假冒军人身份的具体情形。假冒军人身份除本案所涉及的非军人冒充军人的情形之外，还包括级别较低的军人假冒级别较高的军人以及一般部门的军人假冒要害部门的军人。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