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科学名称
朱晓东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在2006年6月25日进行第一次审议时，这部法律的名称引起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名称不准确，无法在法律上给出准确的界定，没有反映立法的目的和内容，特别是在我国户籍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争议。而从本次立法的调整对象和立法目的、立法内容来看，修改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为妥。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 名称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在2006年6月25日进行第一次审议时，这部法律的名称引起较大的争议。其实，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过程中，法律的名称就经过数次修改。1995年国务院将《供销合作社法》列入1996年立法计划中的第二类，2003年5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致函国务院.建议设立《合作社法》、《供销合作社法》或《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立法项日。2003年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有制定《农村专业经济组织法》议案的提出，同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本届人大五年任期内的第二类立法规划。现在审议的草案更名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
但是，在本次审议过程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名称，委员们还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观点：一、以周正庆，胡德平委员为代表的观点是去掉“专业”两字，以增强法律的包容性；二、以郑功成、奉恒高委员为代表的观点，是不提“农民”，而改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法”。[1]
从理论界看，学者提出了制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3]、“农业合作社法”[4]等主张。对有关“三农”问题与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名称问题归纳起来存在如下六种称谓模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另外，还有将合作经济组织由合作社代替的观点，可以说是名称繁多。
在立法中，对法律的名称引起如此大的争议，甚至在进入审议程序后还有如此大的争议，在我国立法史上实属罕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长期处于不规范的发展状态。我国自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此，一种崭新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这种新。[5]然而，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予以规范，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类型各异，称谓颇多，如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专业技术协会、产业化协会、研究会、联合体等，并无一个具体的、统一的定义，只是它们相对比较强调组织成员的同业性。”[6]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国家只限于承认初级行为主体的创新，却没有再创新所必需的配套制度安排，未在与合作制度密切相关的服务管理组织与机制、法律等保障机制方面加大创新力度。这就形成了，一方面制度创新只能局部推广，经济发展中所需的制度安排迟迟难以形成，没有一种制度安排可以代替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在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创新以远远超出基本制度所能容纳的范围，从而形成了一种制度结构的离散矛盾甚至替代，而不是系统有序的状态。[7]
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合作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一直以农业经济学界研究人员的研究为主导，法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晚，且投入力量不够。而农业经济学界受其学科性质所限，对合作经济组织名称混乱现象不是从规范名称的角度来看，而是形成了“合作经济组织，关键应是遵守合作原则，至于名称一般可以按经营业务的具体情况和参加者的意愿自行决定”[8]的观点。这种观点影响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和实践，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名称规范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等均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如2004、2005、2006年三个“一号文件”；甚至在《农业法》中也称之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如《农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而且在第十一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有多种形式。这样规定，一方面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初级行为主体的创新”，留下充分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类型各异，称谓颇多”的现象愈演愈烈。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特别是在法律上，立一部高质量的法律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名称。这是因为：首先法律名称的准确与否决定了其调整对象的范围。从立法学上讲“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在内容上应当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反映法律文件空间适用范围的内容要素；二是反映法律文件所调整对象的内容要素；三是反映法律文件效力等级的内容要素。”[9]第一个和第三个要素由《立法法》明确规定，一般不会产生争议，关键是法律的名称要准确“反映法律文件所调整对象的内容要素”。其次，本次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我国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规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应从名称上予以规范。再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国家将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因此在立法上对其名称的规范尤其重要，否则出现名为合作实为公司的经济组织浑水摸鱼的现象将不可避免。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名称不规范
在2003年纳入人大立法规划时，名称定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现在审议的草案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并在第二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笔者认为无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均不科学，其理由如下：
首先，“农民”的概念不清。在国外，人类学家在议论究竟什么是农民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10]在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农民处于急剧的分化之中，农民这一概念也已经非常复杂了。农民群体的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民”不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不仅有经营小块土地的传统农民，也有经营较多土地的专业农民；不仅有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兼业农民，也有专门务工经商当工人和商人的农民；不仅有搞个体工商业、拥有少量资产和雇员的农民，也有办大中型工厂和商场、拥有大量资产和雇员的农民；不仅有受雇于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农民，也有搞资本经营当老板的农民；不仅有住在村庄里当村民的农民，也有住在城里当市民的农民；不仅有至今尚未跨出县域一步的封闭型农民，也有走南闯北、跨出国门的开放型农民。这是因为在法律上，我国的农民是指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即指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其实，自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户籍的“二元体制”以来，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就目前的户籍体制来说，人们很难否认农民工不是农民。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首项难题就是农民的界定。因而理论界在探讨本次立法时经常使用“农村”、“农业”的概念，以取代难以界定的农民概念。
其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模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从理论上讲，学界和政府部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最广的含义理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二是从广义上理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三是狭义理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11]可以说是相当混乱。
从实践中看，我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可以分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和专业协会三种基本类型。“1、专业合作社是一种管理比较规范与社员联系比较紧密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专业合作社多数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10%，目前主要分布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多的东部地区。2、股份合作社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结合。由企业、农技推广单位、基层供销社等出资作为股东，再吸收少量的社员股金组建成股份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多数有自己的企业，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股份合作社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5%。3、专业协会包括协会和研究会，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数专业协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专业协会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85%。专业协会每年向社员收取一定数量的会费，以提供技术、信息、运销服务为主。由于社团组织受到经营范围的限制，一些专业协会成立了销售公司，收购社员的农产品，统一运到外地销售。大多数专业协会不直接为社员销售产品。”[12]
再次，“组织法”没有反映本次立法的目的和重要内容。笔者认为，从这次立法目的来说，“这种制度设计，首先是促进，其次是规范，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也就是说，先促进，后规范，先多样化，后规范化。”[13]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不是仅仅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规范的“组织法”。从其内容来看，国家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发展是其重要内容。因此，本次立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其市场主体地位的“组织法”，而且是“促进法”。另外，“组织法”往往会引起对本次立法的误读。笔者曾与一位老师探讨本次立法的“国家扶持原则”时，老师就非常不解的说，组织法怎么会有国家扶持的内容。因此，有学者指出：这里要强调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不能简单理解成“农民合作经济的组织法”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既是一部组织法，又是一部行为法，其内容既有实体方面的规范，又有程序方面的规范。[14]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
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在内容上的三个基本要素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要素由《立法法》明确规定，一般不会产生争议，关键是法律名称要“反映法律文件所调整对象的内容要素”，笔者认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名称较为科学。
首先，农业专业合作社能较清楚的反映本次立法的调整对象。
其一，从草案的规定来看，其所规定的“农民”是从职业角度理解的农民，强调的还是农业这一产业问题。产业的内涵是指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提供同一产品或劳务的企业群体、行业、部门，外延是企业群体、行业和部门。“产业”一词最早是由重农学派提出的，主要指农业。[15]相对于“农民”来说，农业是一个较为容易界定、争议不大的概念，也容易为人们接受和理解。《农业法》对农业作出了清楚的界定，“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其二，从草案中“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的定义来看，同国际认可的合作社的概念较为一致，即“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16]其实质也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同时，使用合作社的概念不但较“合作经济组织”的名称规范，而且也容易被国际社会认可。
其三，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各异，称谓不一，如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专业技术协会、产业化协会、研究会、联合体等。本次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规范”，因此有必要从名称上首先加以规范。
其次，“促进法”能较好的反映本次立法的目的和内容。
本次立法目的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二是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规范而规范，而是为了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而规范，是为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的发展，换句话说，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而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正像草案第一条指出的那样：为了支持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行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制定本法。
由立法目的所决定，其重要内容就不仅要包括规范合作经济组织，赋予其法人地位方面的内容，而且要有国家的扶持政策的法律化方面的内容。通过国家扶持以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以解决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和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等原因造成“三农”问题。事实上，在草案中为了明确国家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政策，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草案在总则中规定，“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科技和人才支撑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分则中草案专门设了“扶持政策”一章，草案的第七章，就产业政策、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而这部分内容显然不是“组织法”的内容，而是“促进法”的内容
因此无论从立法目的上看，还是从立法的内容来看，本次立法的实质是“促进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提出应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法》，可以说道出了本次立法的“促进法”的实质。
最后，《农业合作社促进法》清楚的反映了本次立法的部门法属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是理论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于法学来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是法学上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从法学角度讲，一国的法律体系是由“一国现行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同一整体。”其理性化要求是“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在协调。”[17]因此，明确一部法律的部门法属性有利于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逻辑严谨和结构协调。第二、在立法时，我们首先确定所立法律的部门法归属可以正确地把握所立法律的特征，可以确定相应原则和构筑具体法律制度提供法理支撑，可以更好地梳理所立法律与其他部门法和所属部门法中其他法的相互关系，防止立法冲突和重叠，提高立法质量，完善法律体系的结构，从而最终促进法在现实中的实施。因此，在法学中对所立法律的部门法属性的探讨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部门法属性无论从立法进程、立法背景来看，还是从调整范围，重要内容等来看均属于经济法部门的子部门产业法。[18]而《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名称则清楚的反映了这一部门法属性。
三、结论
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名称不准确，无法在法律上给出准确的界定，没有反映立法的目的和内容，特别是在我国户籍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争议。而从本次立法的调整对象和立法目的、立法内容来看，修改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为妥。
注释：
[1]参见发言摘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二），2006年07月02日，中国人大网。
[2]参见刘国臻、唐兴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论纲[J]，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喻国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方向及政府作用[J]，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2期。
[3]参见王如珍，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思考[J]，中国合作经济，2004年第8期；刘振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3期。
[4]在法学界，多采用这一名称，参见：米新丽，论农业合作社的法律性质[J]，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雷兴虎、刘水林，农业合作社的法律问题探讨[J]，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5]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课题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一)[J]农村经营管理，2004年第9期。
[6]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以浙江省为例[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第6页。
[7]朱晓东，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http:
/www.law-lib.com/。
[8]杨坚白，合作经济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3页。
[9]刘如海，李玉福，立法学[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100页。
[10]布洛克·甘里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125页。
[11]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
苏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苏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2005年6月29日苏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制定 2005年7月29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利用国有文物的事业性、经营性收入应当用于文物保护。
鼓励国（境）内外团体和个人以捐赠等形式，支持和参与文物保护事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每年6月28日为本市文化遗产保护日。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损害文物的行为进行劝阻、检举和控告。
对文物保护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条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确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后，文物、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建立记录档案。
第七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文物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与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第八条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避开文物保护单位；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实施原址保护；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进行迁移或者拆除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文物保护单位为国有的，使用单位为保护管理责任人；作为民居使用的，管理单位为第一保护管理责任人，使用人为第二保护管理责任人；
（二）文物保护单位为非国有的，所有人为保护管理责任人；
（三）没有管理单位的文物保护单位，由所在地的区、镇人民政府确定管理单位，管理单位为保护管理责任人。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保护责任书。保护管理责任人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并重新签订保护责任书。
第十条 文物保护单位由保护管理责任人负责保养、修缮。
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责任人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保养、修缮义务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予以调整。
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责任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保护管理责任人负担，也可以依法予以置换或者购买。
保护管理责任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筹集资金修缮文物保护单位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批准的修缮计划、工程设计方案以及相关技术规范实施。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养、修缮，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申报公布并编制保护规划。
尚未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经市文物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调查确认有保护价值的，报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控制性保护街区、村镇，并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在公布后两年内组织编制完成保护规划。
第十三条 根据本地区历史发展沿革及地下（含水下，下同）文物分布的状况，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物、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经过勘查核实后登记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并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第十四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组织考古调查、勘探。
考古专业单位应当在考古调查、勘探结束后的七日内出具考古调查、勘探报告，三十日内将结项报告和出土文物清单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批建设项目前，应当事先征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五条 在进行建设或者生产活动中，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文物，应当立即停止作业，保护现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损毁文物，并及时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法定时间内到达现场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六条 设立博物馆以及具有博物馆性质的纪念馆、陈列馆等文物收藏单位（以下简称文物收藏单位），应当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核准，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文物收藏单位要求变更核准事项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七条 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对其收藏的文物区分等级。一、二、三级文物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省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确定，三级文物也可以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受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组织专家评审确定。
第十八条 文物收藏单位应当通过多种形式陈列、展示所收藏的文物。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对学生、现役军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实行门票减免。鼓励其他文物收藏单位对上述特殊社会群体实行门票减免。
第十九条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的调拨、交换、借用，应当依照文物保护法规定执行；对不再收藏的文物，应当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依法转让给其他文物收藏单位或者公开拍卖。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的珍贵文物交换、转让的，应当报核准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收藏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文物，其收藏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除外。
鼓励文物收藏者将其收藏的文物捐赠、出借给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第二十一条 设立文物经营单位，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 文物经营单位在准许的范围内经营下列文物，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1911年以前中国和外国制作、生产、出版的陶瓷器、金银器、铜器和其他金属器、玉石器、漆器、玻璃器皿、各种质料的雕刻品以及雕塑品、家具、书画、碑帖、拓片、图书、文献资料、织绣、文化用品、邮票、货币、器具、工艺美术品等；
（二）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和外国制作、生产、出版的前项所列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物品；
（三）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1949年以后已故著名书画家的作品。
第二十三条 文物经营单位销售的文物，在销售前应当依法报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允许销售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作出标识；销售时，经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文物的名称、年代、瑕疵等情况。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造成文物损坏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处理不再收藏的文物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七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1997年12月31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苏州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