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务委员会
贵州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务委员会
（1996年3月29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1996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稳定、完善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维护农村经济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组与其内部成员或他人之间，关于承包经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或依法取得使用权的资源、资产，明确双方在生产、经营、分配过程中权利和义务
关系的协议。
第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法律规定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拥有所有权；对农民集体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家资源、资产享有使用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批准或认可的，代表农民集体管理和经营资源、资产，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的经济实体。
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或村民组，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组代表农民集体经营和管理资源、资产。
第四条 承包经营农民集体所有或依法取得使用权的资源、资产，当事人双方必须签订承包合同。
订立承包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执行农民集体的民主决议；有利于发展生产，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订立承包合同，当事人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遵循自愿、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承包合同管理的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承包合同管理制度；
（二）指导承包合同的签订、审查承包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三）监督和检查承包合同的履行，调解承包合同纠纷；
（四）负责承包合同鉴证和保管承包合同档案；
（五）培训承包合同管理人员。
第六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组与承包者订立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各类承包合同。
第二章 发包和承包
第七条 承包合同的发包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或村民委员会、村民组村民，也可以是其他的单位或个人。
承包方必须具有承包经营能力。发包方要求担保的，承包方须依法提供担保。
在同等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或村民委员会、村民组村民有优先承包权；承包合同期满后，承包人对原承包项目有优先承包权。
第八条 发包的项目、指标、期限、方式等，应在承包合同订立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内民主讨论决定，确定发包方案后始得发包，对较大规模的承包项目，应实行公开招标。
第九条 发包方的权利：
（一）对发包的项目，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依法行使所有权；属于国有的资源、资产，依法行使管理权；
（二）依照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的规定，向承包方提取承包金、村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费；
（三）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四）制止承包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约行为；
（五）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发包方的义务：
（一）依照承包合同的规定，向承包方提供资源、资产和生产经营条件；
（二）依照承包合同的规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保护承包方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三）保障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四）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承包方的权利：
（一）依照承包合同的规定，对承包项目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和收益处置权；
（二）在承包期满后，承包人承包项目新增加的投入或经过加工增值部分，可按合同的约定向发包人要求适当补偿；
（三）有权抵制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干预行为和非法收费行为；
（四）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承包方的义务：
（一）依法缴纳税金，依照承包合同的规定交纳承包金，承担村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费；
（二）承包人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或村民的，依法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三）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保护和合理使用资源、资产、保证资产的增值，不得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四）对承包的耕地不得弃耕撂荒和擅自改变用途；
（五）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承包合同订立和无效承包合同的确认
第十三条 发包方和承包方依法就承包合同的条款协商一致，签字盖章，承包合同即为成立。承包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报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备案。
承包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需要鉴证或公证的，可到承包合同管理机构申请鉴证或向公证机关申请公证。
第十四条 承包合同应具备以下主要内容：
（一）承包合同的名称和当事人双方的名称或姓名、地址；
（二）发包方向承包方提供的生产经营条件及其时间和数量、质量，承包方应承担的责任；
（三）发包方应当向承包方提供的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的服务内容；
（四）承包方缴纳承包金和承担村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期限和办法；
（五）收益的分配办法和承包方缴纳固定资产折旧费的办法；
（六）发包方对承包方增加投入，提高生产能力的奖励规定；
（七）发包方对承包方破坏资源、资产和非正常降低生产能力的处罚办法；
（八）债权、债务的处理办法；
（九）承包合同终止后的财产移交和清算办法；
（十）违约责任、风险责任及处理办法；
（十一）当事人双方认为必须明确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承包合同：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
（二）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发包方无权或越权发包的；
（四）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的；
（五）未经发包方同意，擅自转包或非法将承包的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
（六）违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
第十六条 无效承包合同由承包合同管理机构确认。发生争议的由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确认。
无效的承包合同，从订立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承包合同被确认部分无效，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第四章 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十七条 承包合同订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必须全面履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
（一）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二）因不可抗拒的因素致使承包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
（三）当事人一方违反承包合同，致使承包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
（四）承包方丧失承包经营能力或经营不善造成损失的；
（五）承包的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征用的；
（六）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或者承包耕地弃耕撂荒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
属于前款（二）、（三）、（四）、（五）、（六）项规定情况的，当事人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对方，对方应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或双方约定的期限内予以答复。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的，视为认可。
双方同意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的，应签订书面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的协议应报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备案。
在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未达成协议前，原承包合同仍然有效。
第二十条 因承包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使当事人一方遭受经济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外，由有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十一条 在承包期内，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发生合并、分立的，原承包合同仍然有效，由变更后的当事人承担或者分别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和享受应有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在承包期内承包人死亡的，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承包合同期满后，继承人有优先继续承包权。
第二十三条 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转包部分或者全部项目，也可以将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实行转包的，原承包方须与第三方签订书面转包协议，发包方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认可，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合同。
实行转让的，原承包方须与第三方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发包方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认定，转让的合同由第三方履行。
第二十四条 承包合同依法订立后，不得因承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
第五章 违反承包合同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致使承包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的，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全面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义务，应当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当事人一方违约，承担违约责任后，对方要求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应当继续履行。
第二十六条 违约金的数量由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赔偿金按照实际经济损失支付，但应当扣除已经支付的违约金数额。
违约金、赔偿金应在明确责任后15日内偿付，逾期应计利息，并按银行逾期付款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发包方与承包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由双方负责赔偿，并追缴其非法所得收归国家、集体或者返还给他人。
第二十八条 对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失职、渎职或者其他违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或严重损失的直接责任人，应追究经济责任、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由于承包合同管理机构或其他单位、个人非法干预，使承包合同不能履行而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承包合同管理机构或非法干预的单位、个人负责赔偿。
第三十条 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制造假承包合同或倒卖承包合同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致使承包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应及时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当事人的责任。
第六章 承包合同纠纷的处理
第三十二条 承包合同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由承包合同管理机构调解解决。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承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
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承包合同管理机构裁决，应制作仲裁裁决书。其仲裁裁决，当事人应当履行。当事人一方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承包合同争议仲裁的期限为1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四条 对种植业、养殖业等季节性强的承包合同纠纷，应当及时处理。必要时可裁定先行恢复生产或变卖鲜活产品，再解决纠纷。
第三十五条 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条例另行制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颁布前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有效。尚未签订承包合同的，应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没有处理的，可参照本条例处理。
第三十七条 承包合同主管机关鉴证承包合同，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鉴证费。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6年6月1日起施行。
1996年3月29日
新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合意机制
◇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郁林
新民事诉讼法（下称新法）在推进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方面的亮丽，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诸多令人遗憾的遗漏和欠缺。特别是在当事人通过合意实现程序自治权方面，新法有多个维度的重要突破。一方面，新法在当事人选择司法管辖、审理程序、具体程序行为等方面大量引入了程序性合意机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诉讼模式转型过程中司法权配置在规范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新法对当事人合意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的司法确认、支持和保障，将推动民间调解、商事仲裁等社会自治性解纷体系的发展和逐步健全。另一方面，新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并强化了对违反这一原则的诉讼行为的法律制裁，以保障当事人正当、正确地行使诉讼权利，使当事人“自我负责”的意思自治型民事诉讼制度具有了完整的内涵。
其一，新法扩大了当事人协议管辖的选择权，同时缩小了法院裁定管辖的裁量权。
新法将第三十四条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修改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有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组织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从案件范围由以前只适用于合同纠纷扩展到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选法院的地域范围由原来的五个法定连结点扩展到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任何地点。
与此同时，新法第三十八条关于管辖权转移的规定保留了原有的管辖权上移，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但删除了后半句“也可以把本院管辖的一审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也就是取消了被称为“管辖权下移”的裁定管辖权。管辖权下移权限一直受到批评。因为由更上一级的法院审判被普遍认为是当事人的一种审级程序权益，本应由上级法院法定管辖的案件经法院裁量决定由下级法院管辖，减缩了当事人享受更高级别法院管辖的程序利益，也为地方法院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动机而滥用这一裁量权控制案件的终审权提供了便利。
不过这一规定还应当再进一步。现行法规定协议管辖不得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但当事人放弃审级利益属于程序处分权范畴，立法应当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低于法定管辖级别的法院管辖，以替代被取消的管辖权下移的司法裁量权。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特别是边陲地区，当事人可据此选择更近便的地方法院解决纠纷的弹性机会，只是对程序便利性的判断和灵活掌握由过去的司法裁量变更为当事人自治。
其二，新法增加了当事人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并以法定的立案分流机制控制法院任意转换程序的裁量权。
新法在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增加了一款：“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这一规定明确赋予当事人通过合意选择放弃适用普通程序的权利、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自治权。这是对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条的确认。同时新法在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根据案件性质，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其目的在于保障程序的适用法定化，将案件分流提前于立案程序阶段，早期确定其适用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改变法院在简易程序审限内无法结案而依职权将简易程序案件转入普通程序的状况。这一司法政策精神最先体现在《规定》第三条关于当事人对程序转换的异议制度中：“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成立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此外，新法在改进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时也体现了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理念。现行法规定督促程序债务人的异议成立则债权人须另行起诉，这一缺陷增加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程序成本、纵容了债务人利用异议拖延债务，因此新法规定，支付令异议成立则直接转入诉讼程序，但债权人明确表示不起诉的除外。
由当事人自行选择或繁或简的程序适用，由其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自行在各有优势和固有缺陷的多元程序中自行选择，减少了法院在程序控制方面的权力、压力和风险（滥用风险或错误风险），缓和法定程序各自存在的内在缺陷和不利益，增加程序运行及其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纳性。而且将这种程序选择或确定在进入审理环节之前即予确定，有利于各方诉讼主体从程序开始时即按照已经明确选择的繁简程序的不同要求，合作推进程序，遵守相应的诉讼行为期限和其他程序义务，认同简易程序规范对于某些程序权限的限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诉讼早期选择程序的要求。
不过，我国现行程序架构的局限性和分流标准的模糊性决定了这种程序选择权的有限性。特别是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仍不明确，法官与当事人在程序选择和程序转换中的权限尚不清晰，程序一经选定或转换后各诉讼主体的相应义务尚未确定。实践中可建立当事人填写案件调查表的制度，在选择程序时载明案件基本信息和双方当事人对每个程序阶段的时间预期，作为法官决定程序选择和程序进程等相关事项时的重要参考，对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有一定约束，也使法官对具体程序环节的控制建立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之上。英国法院和我国仲裁实践均有成功尝试。
其三，新法规定了当事人合意选择鉴定人的权利，并通过专家辅助人制度增加当事人的质证能力。
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中的重大价值勿庸赘述，往往一个定案的关键事实就取决于一份司法鉴定。针对现行鉴定制度的多重弊端，新法在体制上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或参与确定鉴定人的权利和机会，增加了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并以此减少由法院依职权选择或指定鉴定机构的传统做法所带来的制度风险和正当性危机（第七十六条）；在程序上强化了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利和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并以“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作为保障（第七十八条）；在专业权威性上增加了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诉讼辅助人制度，以增强当事人询问和质疑鉴定结论的实际能力（第七十九条）。
不过，新法在证据制度的立法思路上还可以进一步弱化职权控制模式的惯性。比如，在举证期限这一“两难问题”上引入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时间的合意选择机制，以当事人程序参与权替代和减少对法官程序裁量权的依赖。举证期限制度作为90年代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对于遏止当时普遍存在的证据突袭的恶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证据失权是一种实体性制裁，目前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均由法官依职权指定，不利于按照具体案情的合理需要充分收集证据和准备攻击防御，这种由法官单方控制审前程序的模式下易产生盲目性和裁量权滥用，加之审理期限和结案率的压力，实践中导致了一些事实不清或举证权利不公平的情形，直接导致了举证期限制度在实践中遭遇严重障碍和普遍质疑并最终被遗弃。
不过，无论是理论界或实务界都没有人赞成回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老路上去。为此新法将举证期限的规定修改为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未及时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予以训诫、罚款、赔偿拖延诉讼造成的损失、不予采纳该证据。”立法者认为逾期举证则不予接受的证据失权制裁太严重了，所以希望弱化证据规定中的刚性，设置了包括训诫、罚款等柔性措施引导当事人及时举证。但这样的立法思路仍未改变职权主义控制的偏好和路径依赖，对于逾期举证的制裁无论宽严，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官手上，而且立法者给予法官更多选择，在训诫与拒绝接受证据（失权）之间制裁幅度天壤之别，法官在立法未设定任何差异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偏好作出任何选择。相反，立法应当允许当事人参与协商选择和变更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同时由法院提出初步建议并最终掌握决定权。一方面法官尽可能主导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参与确定举证期限，另一方面对方当事人也可以向逾期举证方主张程序利益损失赔偿（如再次开庭导致的律师费、差旅费等），作为替代实体失权的制裁方式。以当事人参与决定举证期限的程序自治权来缓解“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过于放任与“证据失权的实体性制裁”的过于苛刻之间的紧张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此都容易接受，也大大减少了审判者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状况下不得不适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的概率和风险。
其四，建立诉外调解的司法确认制度，限缩和规范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权，体现了司法尊重、支持和保障纠纷解决途径选择的当事人自治权的新理念。
新法在支持和保障当事人合意选择的商事仲裁方面有两方面的重要修改：一是将国内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司法审查标准由严格的实体审查修改为原则上的程序审查（第二百三十七条），将实体审查限定在伪造和隐瞒证据两种情形，删除了因适用法律错误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形。这一新规定不仅与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情形在司法标准上保持了一致性，而且当事人不得重复申请两种审查途径。二是增加了仲裁前的财产保全制度（第一百零一条）。这些新规定使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真实意愿能够得到司法的充分尊重、支持和保障，保障了当事人自由选择将纠纷提交司法或司法外途径解决的自治权，也为潜在当事人合意选择仲裁解决纠纷提供了变相激励。
在增加当事人诉外合意的确定性和执行力方面，新法建立了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根据新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法院审查裁定调解协议有效，则产生强制执行力。按照理论共识和新法的规定，诉外调解的司法确认程序为非讼程序，故采取形式审查标准。
建立健全民事纠纷解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构和推进社会自治纠纷解决体系。发展诉外解纷机制的价值和目标不仅仅是分流司法案件和建立廉价解纷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自治权实现。中国纠纷解决体系长期以来被国家司法权所垄断，社会自治体系处于尚未建立和健全的幼稚期。相比诉讼程序内的当事人自治与合意机制而言，这种立足于社会自治性解纷体系的合意选择是更为彻底的当事人自治和程序性合意机制，因而更应该受到公权力机构的充分尊重和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