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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应立足审判实践，准确把握定位，遵循司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具体而言，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一、社会实践需求与回应的关系

在现代国家，司法机关属于广义的社会管理主体，其执法办案活动是广义的社会管理活动。维护法律尊严、调控社会秩序是法官通过法律的运用解决社会纠纷，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权威的司法目标。法官本身就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法官的司法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部分，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固有职能的延伸，推进社会管理工作，本质上就是减少社会矛盾。

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在能动司法的视野和背景下提出和探索的。作为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当代中国司法、审判的重要内容。司法所担负的功能除了将社会纠纷消解在法律程序之中以外，还负有适用法、发展法的社会职能，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法官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法官坚持能动司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拓展了法官审判职能，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法官、法院乃至司法的既有认识。

司法是国家运用法律管理社会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手段，法官在社会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法官的每一项审判工作，都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通过司法手段、通过对司法事务的管理，实现对社会的管理。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和途径表现为通过案件裁判活动化解现实纠纷，修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管理目标。法官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既是司法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司法机关承担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官要秉承能动司法理念，不能局限于坐堂审案，只有延伸司法职能，扩大管理和服务领域，才能取得最佳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二、审判职能拓展与限制的关系

在体系构成方面，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处理好作为国家司法权行使机构的法院与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的法院之间的关系，应当尊重并突出法院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有机组成部分的定位。法院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组织、一个团体，需要处理好坚持法院的本职与服务社会的关系，坚持法官主体性、自主性的定位，应妥善处理好法院、法官与当事人、民众、媒体的关系。

在功能厘清方面，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处理好法院的基本功能、主要功能与法院的延伸功能、间接功能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强调法院解决纠纷的基本功能，坚持司法、审判的固有意义，突出法院的本来价值。应当看到，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及其他社团组织开展工作，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机制，这是以法院的解纷功能为前提的。

在方式行使方面，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处理好社会管理创新的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的关系。由法院、法官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法官应当以间接方式为基本方式进行能动司法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法院毕竟为纠纷解决的主要机构，法官应当围绕解纷过程进行附带的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审判活动调整影响社会管理的行为，从而进行社会利益平衡、参与公共政策、社会决策形成。

在目标定位方面，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处理好司法发展的阶段性与长远性的关系。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既要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特点，正视客观社会现实和具体国情，也要思考法治社会常态司法、审判制度的建构，将当前需要、权宜之计与长远目标、理想图景恰当地结合起来，在中国司法的过渡性和稳定性之间进行妥当的把握。

三、司法能力提高与协调的关系

一是契合形式理性与实质正义的能力。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历史的惯性下，民众依照遵循着原有的理念和规则进行生活、工作和学习。因此，具有法律前瞻性的程序公正、严格规则等理念尚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和遵守，难以真正进入社会生活，实体正义依旧表现为民众的终极追求。在法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理性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具备统一形式理性与实质正义的能力，从而使裁判既具有法治的合理性，又能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

二是调和司法被动性与能动性的能力。平衡司法的能动性与被动性是有效化解纠纷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法官只有将其放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时空维度中理性把握，才能作出符合当前正义要求的裁判，司法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准确把握司法的能动性与被动性的界限，是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在司法实践中，片面强调司法被动性将会危及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法官不能采取过于消极的立场，应针对当事人及个案的实际，发挥司法服务当事人、服务社会矛盾化解的职能，以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是统筹法律知识与司法经验的能力。法官只有具备理解、把握和贯彻司法政策的足够水平，才能切实有效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而司法政策水平也无法直接从法学院的学习中获得，需要长期的司法实践才能形成。霍布斯有一句经典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社会转型时期高学历、年轻化法官的增多，使我国法官的总体学历层次得到大幅提升，但也带来司法经验的总体供给不足，导致司法效果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因此，当前一定时期内，提高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能力的现实途径是增加司法经验的总体供给。

四是平衡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能力。司法与社会是互动而不是孤立的，社会需要了解司法，司法也需要从社会中获得认同和支持，满足民众的需求。因此，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应充分关注当前民众的司法需求，处理好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法官司法能力的提高需要法官在司法判断时要有一种平衡感，在追求法律效果、求得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对司法判决的社会效果给予应有的关注。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使命，不仅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纷争，而且要彻底化解矛盾，理顺民众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
职务犯罪案件实现侦诉衔接的思考


　　甘肃省肃北县人民检察院 苏克

　　职务犯罪案件与其它刑事案件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有：犯罪主体的特定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侦捕诉主体的同一性。其中侦捕诉主体的同一性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职务犯罪案件查决定逮捕权报由上级院决定的新形势下，随着控辩式审判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侦诉衔接在提高案件质量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侦诉分离不利于检察发展

　　人民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及内部职能分工，是由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所设定的。自侦部门，行使着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的侦查专有权。通过参加立案、讯问、询问、勘验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和书证等侦查活动以及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等诉讼活动履行侦查职责。公诉部门，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职能机构，具有代表国家依法向审判机关指控犯罪，要求人民法院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专有权力。包括审查案件，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或提出意见，提起公诉，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等。这种职能是为了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然而，若将其职能截然分离，也不利于检察工作的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 不同的证据意识产生证据期望值的差异

　　自侦部门的注意力侧重于各类证据的收集上，其证据期望值往往偏重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能否立得了案。而公诉部门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证据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诉讼效益、举证风险、公诉社会效果、公诉人声誉等角度出发，证据期望值重在所取证据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出庭举证风险，避免因证据不足或瑕疵而导致公诉人出庭举证失败的被动局面。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对案件的证据要求及证明力强弱产生差异。从而出现补查、退查等多次补证现象，费时耗力，浪费资源。更有甚者会产生部门之间的分歧。

　　（二） 不同的专业特长造成犯罪事实的理解差别

　　职务犯罪案件普遍涉及相应的专业知识，自侦部门相对公诉部门在涉及的专业知识方面掌握得较为全面，如贪污、挪用案件中的会计账簿，渎职侵权案件的部门法规等。自侦部门按照证实犯罪事实的需要取到相关的证据，公诉部门由于对专业知识的相对欠缺，有时会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进而造成对犯罪事实的理解差别。

　　（三） 不同的认识形成案件的定性分歧

　　有些职务犯罪案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由于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对所查事实存在不同的认识，就其事实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也会形成定性上的意见分歧。

　　二、实现侦诉衔接的重要性

　　实现侦诉衔接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和办案效率两个方面。

　　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可以说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生命线，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声誉和权威。这就要求我们所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是高标准、高水平，经得起考验的铁案。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从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到出庭支持公诉的整个过程，就如同一场完整的演出，其中自侦、侦监、公诉各部门在各自的诉讼环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各部门通力合作，相互配合，才能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才能赢得剧团（检察机关）的良好声誉。任何部门的单打独斗永远是没有出路的。

　　从提高办案效率上来讲，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各部门除了相互监督制约的职能之外，若能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实行侦诉衔接，便能充分集中检察力量，整合办案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减少案多人少的负担；同时，可以在侦查阶段全面搜集和补强证据，避免因退查、补查而造成对自身资源的内耗，达到全面提高检察工作效率的目的。

　　三、侦诉衔接的法理依据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实现侦诉衔接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第三百九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侦查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根据情节分别处理。诉讼规则这二条的规定，是依据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对《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解释和具体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行内部制约的若干规定》也强调：应当加强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可以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熟悉案情，审查证据，引导侦查部门补充、固定和完善证据；侦查部门也可以就证据收集等问题主动征求侦查监督和公诉意见；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都应当强化证据意识，按照批捕、起诉证明标准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证据，并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相互之间可以建立互相听取意见和列席案件讨论会制度；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部门可以派员协助。

　　四、侦诉衔接的机制设计

　　实行侦诉衔接，于法有据，意义重大。如何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呢？笔者认为：必须要做到坚持“一个原则”，实现“两个延伸”。

　　“一个原则”就是衔接双方部门都要坚持“参与而不干预”的原则。无论是公诉部门的引导取证、介入侦查、列席案件讨论，还是侦查部门的协助审查起诉，只能向对方部门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或意见，绝对不能越俎代庖，干预案件的正常办理。

　　“两个延伸”就是一要实现公诉部门向侦查阶段的延伸，二要实现侦查部门向公诉及审判阶段的延伸。

　　在第一个延伸中，需建立如下机制：

　　一是提前介入侦查机制。对于案情复杂、案件影响大、取证困难的案件，侦查部门应主动邀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侦查；公诉部门要积极参与，派出有侦查经验和公诉业务强的业务骨干指导侦查取证。针对侦查方向、重点提出建议；并按起诉标准提出补充、固定完善证据的要求。在指导的过程中，也就熟悉了案情，为审查起诉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建立列席案件讨论制度。根据案件的需要，对一些难以定性、意见分歧大的案件，在立案、重要证据的获取、强制措施的采取等关键环节，应主动邀请公诉部门列席案件讨论。必要时，公诉部门应全体列席，积极参与案件讨论，以利于共同把握案件质量。

　　三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两部门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交流工作信息，共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