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管理，创造清洁、优美的工作、生活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市区和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区、飞机场等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以及过往人员，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市容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分区域负责，专业人员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市容管理工作。各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容管理工作。
规划、建设、工商行政、环境保护、公安、交通、卫生、民政和房产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助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 市、县（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城市容貌标准，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市、县（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做好城市街道、广场、园林、绿地等地的容貌和景观规划工作。
城市建设应当注重建筑艺术，统筹安排花园、绿地、建筑小品和雕塑以及其他景点建设，其造型、装饰、色彩应当与环境相协调。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公民的市容环境意识。
第八条 所有单位和个人均有维护和改善城市市容的义务，对违反城市市容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制止，并可以向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第二章 临街建筑物容貌管理
第九条 临街建筑物所有权人或其管理人应当保持临街建筑物外形完好、整洁。对有碍市容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其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应当及时进行整修或拆除。
第十条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临街建筑物的房顶、阳台、平台、外走廊和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杂物。
第十一条 市、县（市）、上街区城市主要街道的临街建筑物、构筑物破墙开店、进行外部装修，必须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后，报市、县 （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在临街房屋搭建雨棚、遮阳蓬帐、突出的门廊和封闭阳台、平台、外走廊及其他构筑物，必须符合城市容貌标准。
第十二条 市区内临街建筑物的临街面不得设置燃煤炉灶和垃圾道。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临街建筑物需要与城市道路、广场设置分界的，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应当选用透景、半透景的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草坪等作为分界，不得采用实体围墙。
现有临街实体围墙，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改为透景、半透景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草坪。需要采取特别保卫措施的单位经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除外。
第三章 道路容貌管理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及其两侧和公共场地擅自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设施工等特殊情况确需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市、县（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施工场地的临街面应当按照规定设置不透视的围挡。围挡应保持整洁。
第十五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应有明显标志，漆划明显界线，车辆必须摆放整齐。不得在停车场以外的车行道、人行道停放机动车。
第十六条 禁止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商品交易市场、庙会、商业摊群和进行生产加工、修理、卖艺、摆摊设点等经营活动。本条例施行前已占用城市道路的商品交易市场、商业摊群应当逐步退路进场（店）。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应统筹安排方便市民生活的蔬菜和饮食服务网点。
第十七条 道路交通设施、公用设施、花坛等，设置单位应定期进行维修、清洗、刷新，保持其完好、整洁。
第十八条 在市区行驶的各种机动车辆，应当保持外形完好，车容整洁。
第十九条 城市道路的积雪，应当按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及时清扫。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履行责任地段内清扫积雪的义务。
第四章 户外广告和标志容貌管理
第二十条 市、县（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规划、工商行政等有关部门制定设置门面标牌、灯饰、商业橱窗、户外广告、招贴栏、报栏、画廊、标示牌等的容貌规划和标准，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在广场、立交桥及沿街门面设置标牌、灯饰、商业橱窗应符合容貌规划和标准，鼓励在门面标牌、商业橱窗上加装灯饰，使用建筑物型体照明光源和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光源制做、设置门面标牌、灯饰和商业橱窗。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沿街门面、墙体上直接书写店名、单位名称、经营商品种类等文字。
第二十三条 在广场、立交桥及沿街设置招贴栏、报栏、画廊、标示牌，必须符合容貌规划和标准，并按下列规定报经批准：
（一）在市区（上街区除外）主干路、次干路、广场设置的，报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其他路段设置的，报所在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在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区的道路，设置的，报县（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其他审批手续的，应按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设置户外广告的，必须符合户外广告容貌规划和标准，报市、县（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依法需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还应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二十五条 在广场、立交桥及沿街门面设置标牌、灯饰、商业橱窗、户外广告、招贴栏、报栏、画廊、标示牌等应当造型美观、内容健康、安全牢固，规格、色彩与街景相协调。设置单位应当及时维修、刷新，保持完好、整齐美观。过时、过期或破损影响市容的，设置单位应当更新或拆除。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二）影响城市市政及其他公用设施功能正常发挥的；
（三）文物古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控制地带；
（四）市、县（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广场、立交桥、临街建筑物、构筑物、公用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张贴。
在广场、立交桥、临街建筑物、构筑物、公用设施上悬挂非广告类宣传品的，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并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审批权限报经批准。过期、过时、破损应当及时撤除。
第二十八条 门面标牌、灯饰、商业橱窗、户外广告、招贴栏、报栏、画廊、标示牌等面向社会公众的用字必须使用规范文字，不得有残缺字。
第五章 其他容貌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盆）、草坪应保持整洁美观。枯死、损坏的树木、绿篱、花草，负责管理的单位应及时补栽、更换、修整。
第三十条 禁止在本市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区内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饲养的，应经市、县 （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制镇和城乡结合部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必须实行圈养。
第三十一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驻郑部队、企业事业单位、沿街居民区、停车场管理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按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的规定在划定的责任地段内做好卫生、绿化和容貌管理等工作。
第三十二条 城市中裸露黄土的沿街空地，除应由市政或绿化单位绿化、硬化的部分外，沿街单位应按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规定对责任地段进行绿化、硬化。不按规定进行绿化、硬化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行绿化、硬化，所需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
第三十三条 禁止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摆设灵堂、搭挂祭幛。
禁止在出殡途中抛撒冥币、纸钱等封建迷信用品。
第六章 市容监察
第三十四条 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组织，负责城市市容的监督检查工作，制止、纠正违反城市市容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市容监察管理制度，定期对市容监察人员进行法律知识、专业知识培训和考核，提高市容监察水平。
市容监察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文明执法，不得滥用职权，以权谋私。
第三十六条 市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时，应佩带统一标志，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被监察者有权拒绝。
第三十七条 市容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得干扰、阻挠市容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三十八条 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市容监察的监督制度，设立、聘请监督员，对市容监察人员的执法行为实施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觉遵守本条例。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区市容行政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可以按下列规定并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十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履行清扫积雪义务的，处以每平方米五元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处以每处（幅）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暂扣物品，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擅自在街道及其两侧和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料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擅自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生产加工、修理、摆摊设点等经营活动的，处以每平方米三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临街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造或拆除。逾期未改造或未拆除的，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影响市容的，由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拆除。逾期未改正或未拆除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拆除，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的，由市、县（市）、区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责令限期处理，拒不处理的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禽类每只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畜类每头（只）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越权审批的，批准文件无效，并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和监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二）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的；
（三）玩忽职守，严重失职的；
（四）违反规定罚款、采取强制措施的；
（五）违反容貌规划、标准审批的；
（六）对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处罚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市区以及工矿区，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８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论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
刘顺航
非法收集的证据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以超越法律授予的权限、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以下简称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有悖于证据的合法性原则，背离诉讼程序公正、司法权力制约等现代化法治要求，但是非法证据又往往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揭露犯罪。非法证据的这种特殊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常使司法机关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采纳非法证据能够证实犯罪，却等于默认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及后果；排除非法证据，则会失去指控犯罪的有力证据，甚至使罪犯逍遥法外。
一、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对非法证据适用排除规则
为了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致受到损害，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禁止使用违法所得的证据，即当认为使用某项证据有碍法律的正当程序时，无论该证据有无客观证据能力（客观性、相关性），一律不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在一个判例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法律实施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采用，目的在于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后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待非法证据问题上最初采用“权衡原则”，根据案件情况权衡利弊取舍非法证据，在非法取证行为与放弃案件客观真实之间进行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后来也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逐步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但是对非法证据确立排除规则的国家，一般同时也确立了一系列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以免排除规则涵盖过宽，以致放纵犯罪。
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尽管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有时确实令人不尽满意，特别是当一个实际有罪的人因执法人员的行为不当而逍遥法外时，很多人可能都会愤愤不平。然而，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在于通过摈弃违法取证的利益而遏制违法取证的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会给社会利益以及被害人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有利于防止社会利益以及组成社会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政府权力滥用的侵害，实际上是符合社会要求权利保障的普遍利益的。
二、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合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意义重大。首先排除非法证据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司法活动，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而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不能并存的时候，将程序公正置于实体公正之上，实行程序公正优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惩治犯罪的内在要求。采用非法证据，等于一方面要求公民必须守法，一方面却默认执法人员违法，并承认其违法后果。这样不仅被处罚的罪犯心中法律的公正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产生间接鼓励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暗示，使宪法及法律有关程序公正的规定丧失其实质内涵。其次，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保障公民权利和有效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不可偏废的两项基本任务。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力度，强化了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保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由于社会上每个公民都是潜在的涉讼主体，都可能成为非法取证行为的侵害对象，因而非法取证行为对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存在潜在威胁。非法取证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所需的证据，因而通过排除非法证据，否定非法取证行为及结果，来达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是文明执法的必然要求。文明执法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事，禁止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非法取证行为与文明执法的要求根本背离。由于我国当前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是太高，加之历史上“重实体、轻程序”等思想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都曾被认为是合法，更由于非法取证行为确有获取某项证据而揭示案情的实效，致使非法取证行为至今香火不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仍屡禁不止，这就使得我国当前文明执法的任务相当艰巨。如果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诱因，从而促进文明执法。第四，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于法有据。我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参加国，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有刑讯逼供的证据”，这一规定因我国加入该公约而具有国内效力，也是我国在诉讼中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
如前所述，对非法证据采取排除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它虽然追求了刑事诉讼的绝对公正，但它是以牺牲实体正义即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为代价的。绝对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条件为依托。鉴于我国当前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还没有根本转变，重大恶性案件继续上升，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仍然猖獗，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不高的现状，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将会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因此，根据我国的犯罪状况和司法水平，在对待非法证据效力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即坚持以排除非法证据为原则的同时，对排除规则作出必要限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强度与指控犯罪的严重程度权衡利弊，决定取舍非法证据，以求得在打击犯罪与维护合法诉讼程序之间达成一种较为均衡的局面，使法律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作用能够得到均衡发挥。
三、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理论探讨和立法规定
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①排除说。认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采纳为判决的依据，理由是：采纳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及其他证据材料，就会助长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因此无论其内容是否查证属实，都不能承认其证据效力。②区别说。主张将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获取的证据相区别。理由是：刑事证据如果查证属实，可以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没有理由不予采纳。但不能因为采纳非法获取的证据就对非法取证行为加以容忍，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处理；情节恶劣严重触犯刑律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手段违法而把“客观事实”认定为不是证据。③转化说。主张排除非法证据，但可以将其作为“证据线索”，依这一线索去获取合法证据，即将非法证据作为线索引申出诉讼中的合法证据。
在立法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规范警察、检察官及法官等公安司法人员的法律中也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以及违反这一规定的罚责。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4条还规定了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取得赔偿后，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上述行为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法律虽然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两高”司法解释分别作了相应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宣告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证据来源合法性问题不予审查的历史终结，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进步，但是其中限制排除非法证据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对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上都采取了绝对排除的原则，而对于非法获得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则未作规定，这显然是考虑到我国目前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力量薄弱、违法取证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状况，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决定。但是反过来讲，其隐含的意思就是除了非法言词证据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用，这显然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关于“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包括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应当首先明确一律适用排除规则，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方可例外。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根据非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行为人主观过错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等来决定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例如非法言词证据。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情形规定的较为明确，实践中不难判别。但对于利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如何界定，立法上缺少统一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取证对象的不同来区别对待：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必须显示法律的威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内心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只有当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严重到超过必要限度时，所取得的证据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而排除；收集其他取证对象（包括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的陈述及证言，不能够象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一样使他们感到有某种威慑，而是必须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要求“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如果使用了暴力、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无论情节轻重，所收集的证据均应视为非法加以排除。又如非法实物证据，只有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且非法取证手段没有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总之，合理确定非法收集的证据效力，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诉讼价值观念，表现了国家在依法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权衡，是我国的现实司法状况和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需要，对于加速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1年2月
注释：
①张穹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第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