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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议刑事审判中的情与法
　　　　　　　　　　　　　　　　　　　　　——从几则案例说开去


　　“法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谚既凸显了法与情之间的交织关系，也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既要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又不可机械式地适用法律，要考量案件中与法条中所隐含的情理。因为法与情理确始终相伴相生，离开了情理的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使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的国家，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法。当然，也有法学理论家宣扬一种法与情完全脱离的理论——恶法亦法，但这终究只是一家只谈，也未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主流思想。此外，从法的渊源来看，法与情也是紧密相连的，早期的法是起源于道德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光靠道德是无法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此时法便应运而生。法和道德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但是在某个范围内也会出现交集，这时就会出现究竟适用法抑或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困惑。当这种困惑出现在刑事审判实践，就需要法官在法与情之间做出权衡。当然，法官在做出权衡时要本着最基本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一、现象：审判实际中的情法冲突

　　案例一：范某无照驾驶重型装载机在一在建内环快速路上运送建筑材料，行驶至该路段k2+250处时，因不当操作遮挡了视线，忽视行车安全，不慎将唐某撞倒并碾压，造成其当场死亡。案发时该快速路并未投入使用，但已经有行人或者摩托车在通行。案发后范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并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

　　案例二：文某发现其所在村的山上有一棵兰花楹树，便以购买小叶香樟树为幌子(小叶香樟树不值钱，且山上到处都有)，前去和村书记罗某商量，要在山上挖棵小叶香樟树（树的大小和具体位置文某辩解说都跟书记说明了）。文某在未按购买树木的正规程序通知相关责任人到场德情况下，私自将山上的兰花楹树挖走并出售，获赃款13000元。经鉴定，该树价值人民币8万元。案发后文某已经将所获的赃款退回，兰花楹树也已移植回该村山上并已成活。公诉机关据此以文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三：今年48岁的张某（老家在农村）2011年经熟人介绍来到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同年12月2日下午，因抱怨苏先生拖欠工资，便将苏先生放在鞋柜上一部VERTUS手机（诺基亚一款奢侈品手机）藏在厨房里，次日趁人不备时将该手机埋在萝卜坑里。苏先生发现手机不见了就报警，民警查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萝卜坑里找到了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6万元。公诉机关以张某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

　　案例四：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摘了47斤科研用葡萄。这些葡萄是该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当时正处于对比试验阶段，此举令其中的20株试验链中断。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其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于9月12日对其中三名农民工执行了逮捕。后对葡萄价值按照“市场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其价值为376元。2005年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三名民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的被告人范某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即使范某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车行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未必有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重。案例二、三、四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致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若是单纯地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任何情理因素的话，从形式上看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体现公平正义，能否符合刑法本来的精神和理念，则值得人好好反思。

　　二、问题：违背法的基本精神与减损司法公信

　　在上述案例中，法官如果完全按照刑法法条的规定依葫芦画瓢，有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案例一，范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行显然要比一般的交通肇事的要轻，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针对是个人。按照刑罚相适应原则来推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相当的情节、性质及危害后果的情况下，量刑肯定要轻些。但是如果单单从刑法条文去操作的话，案例一出现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第二则是降低了裁判的可接受性。俗话说，“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法院针对具体个案“怎么说理”以及“说理的好与差”便成为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和认可法院裁判的关键。虽然法官进行裁判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法律职业者，其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理性地看待裁判结果，其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且这种情感还或多或少的带着同情弱者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情感的对错，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在影响着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像案例二、三、四的情形，如果法官完全摈弃情理上的因素，照法裁判，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那样的裁判结果的，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并不太理解和认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程度，他们只是从情理上去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有多严重，该受怎样的刑罚。所以，为了让裁判更容易被接受，法官需要在个案裁判中考虑一定的情理成分，但是该如何去把握情理的分量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则是会损害司法权威，减损司法公信。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因为法院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个案审判明晰对与错、是与非，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的说理与裁判结果若是十分偏离公众的司法预期，则会导致公众对裁判的接受性低，进而降低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服力，损害司法公信。

　　三、原因：法的滞后性和情的合理性

　 （一）法的滞后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总是具有滞后性，法一经立法机关制定以后，就已经落后了社会形势。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不让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

　　刑法解释并不能解决当法官在面临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时该如何处理的难题，因为刑法解释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只能就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和实践中如何适用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的主体也是明确了。所以，如果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死守着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解释，法官照样会感觉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提倡法律至上的社会，法的作用有时候被过度地神圣化，好像所有的事情离开了法律都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过度地依赖法律条文，恰恰显现出法律在某个方面的苍白无力。崇尚法律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清楚法律有其自身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这就需要作为法的执行者——法官在实践中把握情理的作用。

　　回到先前的那几个案例，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又规定了几种不需要数额标准的盗窃罪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就一般的盗窃罪，被侵害财产的价值是相对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一财产在不同的时期、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比如案例二中的兰花楹树，如果只是按照木材使用的功效来计算，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价值，但是，由于该树稀有，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使得该树价值倍增；案例三、四中的奢侈手机、天价葡萄也是一样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价值就那么点，但是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具有另一种让常人匪夷所思的高额价值，且这种价值的存在是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刑法和相关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法官该如何去取舍，因为刑法的制定者在制定该法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如今的情形。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情理去作出裁判。

　　（二）情的合理性使其在法官裁判时占有一席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情有很多种，当一种情升华到理的程度，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情理”，指的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它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情理，虽有差异但共同的指向应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故而，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便考虑了相当的因素，如刑事司法中的酌情制度。

　　此外，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在裁断案件时也无法全然跳脱出情理。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采用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判权（discretion）。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 同时，法律语言含义的多样性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法律规定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则释“法”说“理”，使裁判的结果符合公众的通常理性，不能与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过于偏离，进而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结论：刑事审判中要情法兼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出的裁判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考虑法律框架内的因素，应该要适当注意情理上的因素。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了适应“三个代表”要求和新的形势任务需要，高检院在总结三年基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这是新形势下推动队伍建设和检察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又一战略举措，各级检察机关务须认真贯彻落实。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落实《纲要》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基层检察院建设抓到底

　　基层检察院建设是检察机关全部工作的基础，事关整个检察事业的发展全局。自1998年高检院作出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战略决策以来，三年争创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检察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地方干警基本素质、基础工作、基本装备还很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已经进入“五好”行列的基层院还需继续巩固提高，一些严重制约基层检察院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改变检察机关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的状况还需作出持久不懈的努力。《纲要》针对基层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从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和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高度，赋予“五好”新的时代内涵，对今后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作出了进一步部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扎扎实实地把《纲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对于巩固发展基层建设成果，确保基层建设步入经常化、法制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轨道，推动检察工作取得更大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各级检察机关都要从检察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抓好《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的贯彻落实，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推动基层建设得到新的一轮提升和发展。

　　二、全力抓好《纲要》贯彻落实，努力把基层整体建设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是三年基层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纲要》明确了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发展方向、指导原则、主要内容、建设标准、争创载体、考核表彰和工作指导，是进一步深化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基本依据和工作纲领。上级检察机关务必要按照《纲要》抓基层，基层检察院要按照《纲要》搞建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纲要》精神落到实处。一要充分做好思想发动工作，组织各级领导和广大干警认真学习《纲要》，领会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二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层次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具体规划，把《纲要》的基本要求量化分解，责任到人，真正落实到基层。三要发动广大检察干警积极投入争创先进检察院活动，掀起新的争创热潮，形成你追我赶、生机勃勃的贯彻落实《纲要》、大抓基层建设的良好局面。四要突出重点，按照《纲要》提出的五个方面建设内容，认真抓好规范化建设，推动基层建设向更高目标迈进。力求再经过几年艰苦努力，把基层检察院建设成为符合“三个代表”要求，能够担当新世纪检察工作重任、党和人民更加满意的法律监督机关。

　　三、转变领导作风，切实加强对贯彻落实《纲要》的组织领导

　　上级检察院要形成党组领导、一把手负总责、其他领导和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贯彻《纲要》的领导机制，充分运用组织争创“五好”检察院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形成抓好《纲要》落实的合力。省级检察院要结合本省实际，明确阶段性目标和要求，切实搞好对本地区基层工作的重点指导。地（市）级检察院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具体组织好《纲要》的贯彻实施和争创先进检察院活动的开展。各级检察院领导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围绕贯彻落实《纲要》开展调查研究，培养树立基层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要加强对《纲要》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纲要》落实中遇到的问题。对于《纲要》的贯彻落实情况，每年逐级向上级检察院作出书面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二年三月一日




　　基层检察院是检察事业发展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开展争创“五好”检察院活动，基层检察院建设整体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五好”创建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使基层检察院建设步入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基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三个代表”要求和新的形势任务需要，制定本纲要。

　　一、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指导原则

　　（一）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发展方向

　　1.基层检察院在达到“五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应当着眼发展，长期建设，以强化监督、公正执法为主题，以优化班子和队伍结构为主线，以创新管理机制和科技强检为动力，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赋予“五好”新的时代内涵，努力争创以“五好”为主要内容的先进检察院，把基层检察院建设成为符合“三个代表”要求、能够更好地担负起新世纪检察工作重任的法律监督机关。

　　（二）基层检察院建设的指导原则

　　2.基层检察院建设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上级检察院的领导，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必须坚持“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方针，通过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全面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必须坚持依法建院，强化规范管理。严格按照法律和制度规范干警行为，规范执法活动，规范各项工作，在规范中强化管理，在管理中提高规范化建设水平。

　　——必须坚持标准，实事求是。以党和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坚持质量建检，夯实基础，固强补弱，确保整体建设扎实协调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着眼时代发展深化检察改革，积极推进检察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和科技强检，不断激发基层检察院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二、基层检察院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3.大力优化领导班子整体结构，努力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集体。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检察官法的规定和年龄梯次配备的要求，积极争取党委支持，加强对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重点选好配强基层检察长，优化基层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和专业结构，提高宏观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知人善任能力和处理突发复杂事件的应变能力。

　　4.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强化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制度，坚持检察长亲自接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健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完善议事和决策机制，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有效防止和克服独断专行与软弱涣散现象，提高解决自身问题和领导全面建设的能力。坚持任人唯贤，用好的作风选人用人。

　　5.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以教育为主、预防为主、事前监督为主的原则，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贯穿于日常管理之中。检察长应当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并切实负起对班子成员的监督之责。健全完善干部谈话、诫勉等制度，落实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二）大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优化整体素质结构

　　6.切实加强教育培训工作。认真落实教育培训规划，对未达到检察官法规定的任职学历条件的现任检察官，组织参加本科学历教育或者续职资格培训。以领导干部和检察官为重点，分类开展岗位培训，培养专业骨干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提高全体基层干警的执法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普及计算机操作等科技知识，组织干警参加外语等级考试。

　　7.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队伍建设，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改进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活跃党的生活，提高建设水平。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坚决纠正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以好的党风带动检风的进一步转变。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形成党组负总责，机关党组织、行政领导和工、青、妇组织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办案第一线，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8.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大力繁荣检察文化。严格遵守《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按照“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要求，陶冶职业情操，强化职业自律。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引导干警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重视检察文化建设，鼓励干警开展业余创作，培养检察文化人才，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丰富干警业余文化生活。积极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力争走在当地前列。

　　9.坚持依法建院，从严治检。严格执行检察官法的规定，坚持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任检察官，依法严把进口，疏通出口。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用四条禁令、九条硬性规定、六个必须和廉洁从检十项纪律等规定约束干警的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纪，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三）积极推进管理机制建设，依靠改革创新推动规范发展

　　10.以考核干警的能力、绩效为核心，探索建立能级管理机制。在明确内设机构和工作岗位职责的基础上，分类分级明确工作目标，以动态考核为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行全员能力和绩效考核，奖优罚劣。

　　11.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实行检察人员招录考试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法律和其他人才充实检察队伍。全面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拔中层干部和主诉、主办检察官，配套实行公示制、试用期制和任期制。探索建立晋升非领导职务的竞争机制。

　　12.推进制度创新，全面实行规范化的工作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增强科学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强化检查落实和兑现奖惩，使机关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全部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达到资源配置优化，办公秩序井然，办案活动规范，各项管理正规，工作运行高效。

　　13.健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以各项检察职权的行使为重点内容，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坚持办案跟踪监督制度和执法检查制度，推行重要岗位人员定期轮换制度。建立干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健全干警八小时以外行为监督制度，拓展家庭和社会监督渠道，形成内外结合的监督制约网络，有效防止违法违纪。

　　14.着眼调动干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民主管理机制。坚持定期征求干警意见，建立经常性的沟通交流渠道，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鼓励干警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给予表扬和奖励。

　　15.努力完善检务保障机制，积极推进科技强检进程。搞好检察经费预算，积极争取专案经费、基础建设资金和上级财政专项补贴，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重点保证干警工资和办案需要。以信息化建设为重点，增加科技强检投入，注重现代科技成果在检察工作中的转化和应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基层检察院，努力争取率先实现办公自动化和办案现代化。落实从优待检的各项政策，关心解决干警的实际困难，创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

　　（四）全面加强检察业务建设，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16.牢固树立与“三个代表”及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执法观。正确对待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力，强化大局观念和法治观念，强化文明、高效、廉洁执法，强化公正执法和保护人权，敢于监督、严格监督、善于监督，保护和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增强法律监督工作的统一性、平等性和透明性，加强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

　　17.增强法律监督效能，努力做到打击犯罪有力，法律监督到位，预防犯罪有效。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定；坚决查办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集中力量查办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全面履行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刑罚执行和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能，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遏制犯罪的发生。

　　18.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努力取得最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严格执行实体法、程序法和检察业务工作规定，对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实行流程管理，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业务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案件质量保证体系，严格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脱逃、行凶、自杀等事故，防止错捕、错诉和其他错案，坚决杜绝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违法办案现象。改革完善业务工作考核办法，注重对办案质量、效率和综合效果的考核评价。

　　19.坚持检察长带头办案，充分发挥检察委员会在业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检察长办案制度，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正、副检察长应当亲自指挥侦查、审讯和出庭支持公诉，带头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健全完善检察委员会制度，加强检察业务规范化建设和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核把关。

　　（五）不断加强检察机关形象建设，努力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20.自觉把检察工作置于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重要工作、重大案件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立足检察职能积极服务中心工作，靠出色的业绩赢得党委的重视与关心。主动向政府通报工作，争取支持。

　　21.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认真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主动向政协通报工作。认真负责地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的提案，与人大代表保持经常性联系，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虚心接受执法检查和评议，不断改进检察工作。

　　22.加强与其他政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联系与协作，注意交流信息，共同做好服务保障大局的工作。加强横向联系，广泛吸收借鉴先进经验。

　　23.密切联系群众，热情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检察为人民，积极运用检察职能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深化检务公开，规范文明用语，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抓好文明接待窗口建设。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

　　24.积极开展检察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检察工作成果和检察干警的先进事迹，扩大检察机关的社会影响。

　　三、基层检察院建设的争创载体、考核表彰及工作指导

　　（一）广泛开展争创先进检察院活动

　　25.在大多数基层检察院进入“五好”行列的基础上，应当着眼时代发展对队伍建设的更高要求，继续以领导班子好、队伍素质好、管理机制好、检察业绩好和社会形象好为基本标准，深入开展争创先进检察院活动，推动基层检察院建设与时俱进，持续健康发展。上级人民检察院对现有“五好”检察院和今后涌现的先进检察院，实行动态管理制度，违反规定者予以摘牌。尚未进入“五好”行列或进入“五好”后又被摘牌的基层检察院，应在达到“五好”基本要求后，再参加先进检察院的评选。

　　（二）先进检察院的基本标准

　　26.先进检察院的基本标准是：

　　——领导班子好。领导班子年龄、文化和专业结构合理，政治坚定，团结坚强，勤政廉政，作风过硬，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强，被党委或者上级检察机关评为优秀班子。检察长综合素质好，威信高。

　　——队伍素质好。队伍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高，业务素质和科技素质适应执法需要，检察官任免符合法律规定，整体文化、专业结构优化，无违法违纪。

　　——管理机制好。岗位职责目标明确，业务工作流程管理规范，案件质量保障体系完善，办案安全防范措施有效，进人、育人、选人、用人机制健全，监督制约网络严密，规章制度健全落实，考核评价方式科学，检察改革和科技强检走在前列。

　　——检察业绩好。打击刑事犯罪、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诉讼监督等各项检察职能发挥充分，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贡献突出，执法活动文明规范，办案质量和效率高，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好。无严重违法办案现象和办案安全事故。

　　——社会形象好。与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有关部门关系协调顺畅，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为民执法形象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党和人民满意。

　　（三）先进检察院的评选表彰

　　27.对先进检察院的考核表彰，严格按照下列层次和程序进行：

　　地（市）级检察院每年年终按照量化考核标准，对所属基层检察院进行全面考评，从中评选出地（市）级先进检察院进行表彰。

　　省级检察院每两年从地（市）级先进检察院中评选表彰一批先进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每三年从省级先进检察院中评选表彰一批模范检察院和一等功集体。

　　受到上级检察院表彰的先进检察院或模范检察院，下次表彰时继续参加评选，重新考核确定。

　　28.对先进检察院和抓基层工作成效显著的上级检察院给予相应奖励。对获得地级以上先进检察院称号的基层检察院，按层次颁发先进检察院奖牌，同时对其中突出者按权限命名为模范检察院或记集体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并对该院检察长予以奖励。对于组织争创先进检察院活动成绩突出的省、地（市）级检察院，授予“基层检察院建设组织奖”。

　　（四）领导机关对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工作指导

　　29.上级检察院要按照分级管理原则，认真履行指导职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从宏观上制定基层检察院建设的总体规划，明确阶段性工作目标、重点和要求，协调解决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搞好全局性工作指导。

　　省级检察院制定本地区基层建设发展规划，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实施和分类指导上，加强对地（市）级检察院的检查督导，协调解决在本地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搞好对基层检察院的重点指导。

　　地（市）级检察院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制定本地区基层建设实施细则，具体组织和指导基层争创活动，帮助协调解决基层检察院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和困难，特别是配好基层领导班子，配强检察长，把上级院抓基层的各项要求全面落实到位。

　　30.上级检察院要形成由检察长负总责、其他领导和机关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抓基层领导机制。对发生严重违法违纪、重大事故或者工作整体滞后的基层单位，要落实领导包扶责任制，必要时派工作组或确定有关部门对口帮扶。倡导基层检察院结对创建，共同提高。注意发现、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完善确保基层工作正常秩序的制度保障。　

　　本纲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基层军事检察院的建设，参照本纲要的基本精神执行。